[南非地球高峰會專欄]

台灣能源政策之回顧 (三)

作者：賴芬蘭　(綠黨中執委)

反核團體的長期對抗

　　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常常以「理性、專業」的口號來鎮壓環保與反核運動。而事實上，環保與反核運動在台灣多年的社運中是屬於「知識性」最高的。除了有比例極高的理工科教授長期投入之外，透過運動的薰陶與切身利害關係，也使得反核運動中的公民群眾，成為最有公民意識、最能夠理性質疑傳統知識權威的一群。回顧反核的歷史中，所持的論述除了安全顧慮之外，當然也包括了反權威與反壟斷；結合了人權、原住民、文化、環保、宗教團體；並與國際間的反核運動團體連結，並把核四的問題國際化。

　　有這樣的一個基礎，當然也就讓反核運動的方向，從核電安全、核武、核廢料去處的問題，無可避免的延伸到台灣發展命脈的產經結構。

　　在台灣擁核陣營中提出的一個最大的理由是台灣需要電，也因此把核與電的問題劃上了等號，使民間認為反核就是反電，並把對經濟成長的指數與用電量的指數作一個相對成長的預估，認為到2003年如果核四不運轉，工業需求將無以為繼，因此讓一般國民雖然對核電安全存有疑慮，但是卻也認為反核即是反電，反經濟發展，於是對反核人士持敵對的態度。

　　其論述基礎是由於台灣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結構，持分工結構論的學者認為，六、七○年代的台灣是受到了結構的限制，無法從輕工業、廉價勞工的狀態來作經濟轉型。但是，反核陣營中的學者也相對的提出實證，那就是在付出許多社會成本後，台灣在國際經濟的新機會中，其實是部分轉型過來了。而且也正是因為這個國際結構的限制，才使得今天台灣的環境，到了非突破這個結構限制謀求自救的地步。

　　我們知道對台灣能源的發展路徑，已不能再一貫地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對立起來看。擁核者也甚至以此為由，提出了核能是乾淨能源，因為不排放溫室氣體。不過我們從德國的替代能源工業的大幅發展，還有研發替代能源科技所反映出的商機看來，一個修改經濟發展方向的新能源政策，與負社會責任的環保政策，彼此可以是相輔相成的。

　　於是，反核不代表反電或反經濟發展的論述，以及停建核四後的替代方案就被陸續提出來。 

核四的替代方案

　　核四的預計發電量約270萬瓩，要廢止就要有替代方案。由於運動團體集中力量在反對核四的興建，因此替代方案也相當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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