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譯自2009年5月27日ENS南韓，濟州報導；吳萃慧編譯；蔡麗伶審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人與生物圈計畫國際協調委員會」5月26日召開會議，決議從17個國家選出的22個新址，列入該組織的世界生物圈保留區網絡（World Network of Biosphere Reserves）中，這些新地點有的是整個島嶼，有些在歐洲的山區，有些是古代遺址，有些是老虎的保護區。

這些新址，包括馬來西亞及敘利亞裡的第一個UNESCO生物圈保留區，以及在北韓的一處皇陵。目前全球共有553個UNESCO生物圈保留區，分佈在107個國家。UNESCO生物圈保留區由UNESCO的「人與生物圈計畫」指定，用來作為測試各種不同整合性管理方法的地點，在每個地點進行陸地、淡水、海岸與海洋、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整合性管理。

這些生物圈保留區用來試驗及瞭解區域內的永續發展，特別是目前「2005至2014年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2005 through 2014）也正在進行中。

「人與生物圈計畫」在1970年開始進行，它提出一項跨領域的研究議題及建構能力的計畫，目標是要改善人們與環境的關係。

這個計畫的目標是要從生態、社會及經濟面向減少生物多樣性的流失，運用它的世界生物圈保留區網絡作為運作單位，來進行知識分享、研究與監測、教育與培訓、並和各地社區共同參與決策。

這些新加入的UNESCO生物圈保留區包括：

澳洲的大沙地區（Great Sandy）、德國布裡斯高地區（Bliesgau）、德國斯瓦比亞阿爾比山區（Swabian Alb）、印度諾克瑞克地區（Nokrek）、印度潘恰瑪地區（Pachmarhi）、印度西密里波（Similipal）老虎保護區、印尼蓋姆賽克卡西 -峇都巴轄山（Giam Siak Kecil - Bukit Batu）野生動物保護區、黎巴嫩（Lebanon）穆薩山（Jabal Moussa）、馬來西亞珍尼湖（Tasik Chini）、墨西哥蒙特貝羅湖（Lagunas de Montebello）、葡萄牙佛羅里斯島（Flores Island）、跨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吉爾斯/瑟瑞斯地區（Geres/Xures）、北韓妙香山（Mount Myohyang）、南韓珍島（Shinan Dadohae）、俄羅斯阿爾泰自然保護區（Altaisky）、南非範貝地區（Vhembe）、西班牙福特彎圖拉島（Fuerteventura）、敘利亞拉賈特生物圈保留區（Lajat Biosphere Reserve）、烏克蘭的達斯尼安斯基地區（Desnianskyi）、委內瑞拉的奧利諾科河三角洲（Delta del Orinoco）、越南湛島（銅老撾湛）-惠安古城（Cu Lao Cham - Hoi An）、以及越南的金甌角地區（Mui Ca Mau）。

「人與生物圈計畫國際協調委員會」也核可4個原有生物圈保留區面積的擴展，這4個保留區分別為巴西的大西洋叢林（Mata Atlantica）、芬蘭的北卡瑞里亞區（North Karelia）、英國的戴菲地區（Dyfi，現在改名為拜爾斯弗-戴菲生物圈Biosffer Dyfi Biosphere）、以及面積拓展達14倍，智利的拉．卡姆帕納．潘紐拉斯保留區（La Campana-Penuelas reserve）。

全文及圖片詳見：http://www.ens-newswire.com/ens/may2009/2009-05-27-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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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景氣低迷或昇華年代，我們總熱衷追求新名詞或趨勢專家送來的希望之光或興奮之感，尤其是國外機構報告更能挑起大眾青睞。好像大前研一與M型經濟、日本野村研究所與宅經濟、高盛投資的金磚四國論等，這些趨勢觀察或方法論促銷，當大多數人可能都還沒讀過原始報告或搞清楚來由，我們已經因為周遭媒體與市井耳語都開始聊這些新名詞，而逐漸習慣將它們當成生活的一部份。 「綠領(Green Collar)」這新名詞，隨歐巴馬上任後疾聲呼籲以再生與新能源等綠色科技產業促進就業機會、創造經濟成長利基同時達成環保目標的新政。這股感覺良好的跨領域政策與願景背後，終究得面臨市場競爭的殘酷考驗。這考驗不僅來自非環保產業的異業競爭，隨著聯邦政府拼經濟方案出籠，打著綠領職訓課程與機構大增，正港的綠領結業學員也多少開始體會到僧多粥少的危機。說穿打著綠領工作的理想政策本質，勞工也只是將綠領工作機會看成千百種職缺的一種，就業媒合關鍵還是必須回到基本關係：資方薪資水準與工作環境是否誘人？勞方是否具備基本職場技能或學習企圖？ 美國過去有類似創意想法嗎？有的！

以1996年由聯邦政府推動的生態工業園區計畫為例，負責永續發展統籌指導的總統永續發展委員會(PCSD)指定示範的第一個示範地區，位於維吉尼亞州查爾斯岬(Cape Charles)的永續科技園區，看似一般工業區，實則希望以當地受污染海岸地區的環境復育機會，考慮當地有色人種青少年的失學與貧窮問題，用教育訓練方式同時提供環境清除與復育等技術課程，希望一併拯救環境品質、刺激衰頹地方經濟、解決社會問題。首先進駐的一家太陽能電池廠也通過園區預審廠商進駐的環保甚至社會準則，承諾提供當地居民一定比例的就業機會，現在看來都是全球先驅理念，但是，園區經營始終不順，前幾年還更換經營團隊。講白一點，就是當時打著永續發展口號的產業共生計畫，在近代美國過於標榜自由市場、政府不干預的傳統下，根本沒辦法有足夠獲利。 但是，回顧美國1990年代末期的綠色經濟實驗，不得不提一位早逝的國家級生態化產業發展計畫主持人－－艾德華科罕羅森叟(Edward Cohen-Rosenthal )，這位有教育與哲學學位的跨界領導奇才，憑藉長期在國際勞工組織(ILO)倡議勞工與企業環境議題的國際與地方行動經驗，深諳如何在環保至上與資本市場之間平衡的策略。他鼓吹在各種潛在生態化產業網絡機會中，找尋解決環保、企業發展、及勞工問題的綠色商業模式，甚至創設現在暱稱的社會企業。 在丹麥聽艾德生前聊過如何用省錢方式幫弱勢地區找出路的故事：你可以想像在交通極不方便的春田市(springfield)某社區，當地連通往主幹道的支線都沒有，如何有效解決就業與環保問題？那時，艾德提議每天一早派遣巴士專車接運失業居民到閒置工業區，整理閒置廠房辦公室作為職訓場地，同時教居民如清除環境污染或環保產業相關技能，這構想不鋪馬路、不蓋蚊子館，就只是整合資源就能拼經濟、救環境。現在看來，根本就是綠領新政的先驅！

他國類似構想還有巴西的庫里堤巴市利用整合資源回收與食物券、文化券、交通券的方式，和美國春田市的綠領經濟構想歸納起來，背後都隱含一種「鍊結 (linkage)」的政策連鎖概念！其實美國早在都市設計或成長管理時，為了解決文化保存與商業地產開發衝突時也早有過類似手段，例如開發案附近有文化資及交通轉運等基地外的機能需求，以關連費(linkage fee)機制要求地產開發商分擔經費並同時解決環境衝突與敏感地的協調規劃，這也是美國新都市主義下所倡議的智慧成長(smart growth)概念。 至於台灣呢？

我們應如何看美國這波綠領新政帶來的啟示？除非將綠領政策納入中央計畫與預算分配機制出現新利多，或許還不用急著訂出標榜綠領的職訓機構與課程。此外，與其期待國內政府與企業認識綠領是甚麼，不如先看看我們用甚麼方式，鼓勵或者是提醒那些已經存在的政策與計畫內容，有哪些符合綠領精神？政府是否能夠在同單位內或是鄰近單位之間，展開互相認識不同事務機能合作的一點點可能性？

這些都說來簡單，在官僚本位主義與績效評估系統不相及的先天限制下，不期待勞委會或職訓中心增加綠領工作提案，或許最快速可行方式，倒是可以提醒民間人力銀行業者，不妨開始考慮將綠領的職缺分類加入登載與職缺搜尋欄位，一方面讓號稱綠領的企業公開接受大眾檢驗勞動環境與企業行為是否真的綠？一方面也給找尋新工作的朋友們，多一種選擇工作──喔！不，給失業或轉業者選擇新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的機會。 另外，是否也藉此反省一下過去深耕基層的社區營造，是否有機會走出手工藝式的小規模生意，用綠領概念帶動整個區域的綠色產業生態鍊？這樣當能發揮最具有對大家都好的綜合效果。綠領工作從來都不是新玩意，但是，在這當下談綠領仍有正面價值。只要香醇依舊，我們完全不介意品嚐綠領這新瓶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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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柯金源、剪輯：陳志昌、攝影：柯金源、撰稿：柯金源、張岱屏

扛起沉重的木樁，一步步往山上前進，為的是要給登山者一條更安全的步道，他是布農族人伍玉龍...

伍玉龍的老家就在離玉山最近的東埔部落，國小開始跟著爸爸在山上打獵、放陷阱，跟許多布農族年輕人一樣，伍玉龍在高中畢業以後，開始擔任登山隊的挑夫與登山嚮導。對他來說，山是啟蒙的開始。1985年玉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伍玉龍進入國家公園擔任保育巡查員，接觸到更多優秀的登山專家，25歲開始參與海外攀登行動，是國內最早遠征國外的登山者之一。

1993年，三十歲的伍玉龍加入由李淳蓉所帶領的「海峽兩岸珠穆朗瑪峰聯合登山隊」，當時台灣還沒有攀登聖母峰成功的記錄，這個結合了台灣與大陸兩地攀登好手的隊伍，背負著國人深切的期待出發。隊伍計畫從聖母峰西藏北側的路線攀登，但是在抵達基地營之後，卻發生了帳篷失火等一連串的意外。攀登隊伍好不容易前進到海拔8300米的第六營地，這時一頂帳篷與裝備卻被強風吹落山谷，為了隊員的安全，八位隊員必須有兩位下撤，而台灣隊員伍玉龍與吳錦雄只能留下一人。

由於伍玉龍的體力較佳，領隊決定讓伍玉龍擔任台灣隊唯一的攻頂人員。就在出發攻頂前的最後時刻，基地營卻接到伍玉龍由無線電傳來的訊息，伍玉龍在最後時刻決定放棄攀登聖母峰，將機會讓給另外一位台灣代表伍錦雄。最後台灣隊伍由吳錦雄代表登頂，成為第一位登上聖母峰的台灣人，而伍玉龍就這樣跟聖母峰擦身而過。他為什麼放棄？下山後他私下透露，這是為了要遵循布農族傳統夢兆的指示。

1993年之後，伍玉龍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參與海外攀登活動，他把重心放在玉山國家公園的保育工作上，對家鄉山林的草木動物有著細微的觀察。 2003年，伍玉龍離開玉管處，將心力投注在高山步道工程的營造上。因為愛山，他所承包的工程，總會將生態層面考慮進去。2007年行政部門開始推廣無痕山林運動，伍玉龍也參與步道志工的訓練，教導一般民眾如何親近山，卻不破壞山。

攀登聖母峰的夢想依舊蟄伏在心中，但是海外攀登所費不貲，不是一般人能夠負荷。終於在2006年，台灣企業界提出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計畫，預計資助1500萬元協助登山隊員完成攀登壯舉。企業贊助的七頂峰計畫讓已經闊別海外攀登多年的伍玉龍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跟新生代的登山好手一同參與遴選，通過嚴格的體能與攀登技術測試，最後與他一同入選的，還包括台灣第一位登上珠穆郎瑪峰的女性江秀真，以及年輕一輩的登山高手黃志豪、謝穎泝等人。

完成六大洲最高峰的挑戰後，2008年10月攀登隊員決定前往世界第六高峰─位於西藏的卓奧友峰進行移地訓練，藉此機會適應喜馬拉雅山區的天氣型態。由於海拔八千公尺以上山區的氧氣濃度，只有平地的三分之一，是「生命的禁區」，伍玉龍決定挑戰體能與耐力的極限，以無氧、無恊作的方式攻上海拔8201公尺的頂峰。在與基地營失聯23小時之後，伍玉龍成功完成世界第六高峰的移地訓練，創下了台灣人以無氧、無協作方式攀登八千公尺級高山的新記錄。

從卓奧友峰回台之後，七頂峰的隊員沒有絲毫放鬆，緊鑼密鼓地進行體力、耐力與負重訓練。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距離聖母峰的出發日期只剩下一個月，隊員們選擇以騎自行車從台北出發到南投塔塔加，再單攻上玉山的方式做為最後的訓練，也是伍玉龍第一次以騎單車的方式回到山上的家。

對伍玉龍來說，登山不只是挑戰自我極限，更是回歸最根本對自我族群與文化的認同。「直到現在我還是持續爬山，學習大自然的智慧，學習照顧自己、照顧隊員。如果說你真正知道你的生命在哪裡，你會珍惜你的生命，也會珍惜其他人的生命。」

曾有登山的人說，只有上山的過程，才是真正地活著，其餘的都只是等待而已。在登頂聖母峰之後，伍玉龍已經等不得開始計畫下一個行程，要繼續往世界第三高峰邁進。

※節目內容及訂閱電子報詳見：我們的島節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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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2009年5月29日中央社報導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格陵蘭大冰原溶解加速，美國東北部及加拿大東部濱海地區的海平線將大幅昇高。

報告指出，北極冰層溶解若持續加速，將會改變洋流，使得較溫暖的海水流向美國東北部及加拿大東部濱海地區，而這些海水可能使得海平線上昇的幅度比其他濱海地區高出1、2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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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天候異常，部分縣市一期稻作發生稻熱病，稻穗有如空包彈般「不稔實」。農委會宣布對花東稻農每公頃補助八千至一萬兩千元，因和農友每公頃約十萬元成本，落差太大，農友醞釀六月五日到農委會抗爭。

台東縣農業處指出，依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辦法，損害金額須超過一億元，每公頃稻田才能獲得一萬六千元救助，這次損害金額初估未逾一億元，依現金救助最高標準，每公頃給予八千元補助，已算優渥了。 花蓮縣青年農民謝銘鍵細算每公頃稻田成本，少說十萬元，若災損補助只有八千元，「比休耕補助還要少，叫農民怎麼生存？」

台南縣柳營鄉代陳忠和說，台南縣一期稻作損失不會比花蓮縣少，台南縣卻沒有補助，他將發動農民向農委會抗議。 台南縣政府農業處長郭伊彬說，東部是因年初受到寒害，農委會才有專案補助。台南縣一期作普遍減產，經農改場專家鑑定，認為是天候異常造成，並非寒害，所以沒有專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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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2009年5月31日自由時報雲林報導

雲林縣台西鄉一帶海域淤沙增加，沿岸地形丕變，成了沙灘，因應環境變化，當地淺灘定置蚵田竟出現內移跡，村民憂心進入汛期後，恐將影響區域排水功能。

林姓村民指出，這幾年台西海埔地大肆開發，當地地形、地貌改變，也影響到海水流向、流速，沿岸淤沙日增，過去在近海淺灘插竹竿的定置蚵田因水深不足，蚵苗無法懸吊水中汲取足夠的微生物，許多漁民紛紛將定置蚵田往內陸移動。

在定置蚵田進一步內移後，海口大排河道插滿成片竹管，一旦上游雜物漂流至此處，極易淤塞，妨害水流。不少村民反映，遇雨淹水幾已成為當地住戶夢魘，進入汛期後，7、8月是颱風侵台機率最高時期，若未能及時清除這些定置蚵田，區域排水功能將大打折扣，相關部門不能坐視潛藏危機存在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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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2009年5月31日新華網貴陽報導

朱仲河流域是地處貴州畢節的一片河谷流域，因為過去數百年當地農民過度開墾和樵木，這片有8個村莊1.8萬餘人生活著的山谷已經嚴重石漠化，瘠薄的土壤被雨水捲走，田園正在變成裸露的石海。開荒開到邊、種地種到天的落後生產方式，使當地農民生活陷入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極度貧困惡性循環。「為了吃飽飯，農民不停開荒，可眼看著白花花的石頭從地裏長出來。」50歲的羊場村村民吳清廉說，「生態再不治理，農民就真的沒有出路了。」

貴州是全國石漠化分布面積最廣、威脅程度最深的省份，石漠化嚴重制約了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縮小了有限的生存發展空間，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並且危及長江和珠江下遊生態安全。解決石漠化問題已成為當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貴州發展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之一。

地處雲貴高原的貴州92.5%的國土面積為山地和丘陵，人多地少，大量人口為了填飽肚子，毀林開荒、陡坡種植、過度樵採加劇了石漠化進程。為了扭轉生態惡化局面，貴州加大對石漠化治理力度，並將生態建設與農民受益相結合，以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問題為重點，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讓農民從生態破壞者變為受益者。

在石漠化治理中，貴州將生態畜牧業和藥材、果樹、茶葉等種植項目與石漠化治理結合起來，為農民興建「綠色銀行」解決長遠生計。同時，努力提高糧食產量並大力推進沼氣池、小水電等農村能源建設，解決農民群眾的後顧之憂。在畢節地區朱仲河流域，當地農民在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下開始在石旮旯地裏馴化種植中藥材和果樹，吳清廉說，這些樹木不僅使當地的生態開始好轉，石山中又見到綠色，還能為農民帶來比種植糧食更可觀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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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引用獨立媒體記者的部落格文章，爆料許多主流媒體都拿政府的錢做廣告化新聞，置入性行銷攀上歷史新高。日前立法院舉辦的農村再生條例公聽會上，我當場質問農委會水保局「花了多少錢做置入性行銷」，當然沒有得到答案；隔天報導該公聽會的某媒體依然故我，一面倒的幫政府擦脂抹粉，甚至請御用學者為政策辯護，我們一看就知道是砸錢的假新聞真廣告，但一般民眾就這樣繳稅來幫自己洗腦。

農再條例據說是為了防止到處散亂的大型農舍破壞鄉村景觀，追根究柢則是農發條例第十八條放寬開發面積下限，廣開後門造成農地上不種稻子種房子。正本清源應該直接修法，並善用既有農地重劃等工具，而不是另立新法。但農委會為了從納稅人口袋掏出兩千億元的特別預算，現在就算花個幾億元收買媒體製造民意，其「投資報酬率」的倍數還是相當驚人。

農再條例強調「由下而上」的社區總體營造，但是像苗栗灣寶社區的特定農業區優良農田，農民團結堅持農地農用，卻面臨後龍科技工業區強制徵收的國家暴力威脅，當媒體質問「農再條例能否幫助這些由下而上的社區自主力量」，水保局局長吳輝龍竟然回應開發案「擋不住」。如果農委會擋不住工業區的用地需求，怎能擋得住建設公司的開發壓力；而擋不住政府金錢誘惑的媒體，想必也擋不住建商的廣告壓力，未來若有建商鯨吞蠶食到處圈地，媒體也將視而不見。農再條例的「土地活化」不是蚯蚓活繃亂跳，而是掮客與黑道大量繁殖。

媒體將政令宣導搞成新聞既墮落又可恥，為了廣告收入拋棄專業更司空見慣。揭發速食業真相的知名紀錄片「麥胖報告」在台上映記者會後，據聞該跨國速食公司急電各媒體關切，除了沒有廣告的公共電視之外，電子媒體全面「淨化」消失。過去綠黨也曾公布涵碧樓以自來水管供政府檢驗，廢水卻直接排入日月潭的醜聞，記者會上雖擠滿攝影機，後來也被全面封殺，該全國第二大建商正是全國第二大廣告主，想必媒體編輯部在業務部前不得不低頭。

松山菸廠要蓋大巨蛋還是做森林公園的爭議先前鮮少在媒體曝光，直到二月底抱樹行動被主流媒體抹黑成「選舉作秀」，許多人才第一次知道BOT合約「割地賠款」多麼不平等。早就有媒體朋友好意跟我們說，「你們所面對的不只是政府，還有全國最大的廣告業主」，每天好幾版的藝術造鎮與環保形象的廣告，的確令主流媒體選邊站。某電視台曾深入追蹤本案數個月，最後預告片播出後，竟在半天內緊急抽換封殺，就算是收視率不錯、也曾得獎的新聞專輯節目，專業也不敵商業，欠缺骨氣的媒體，還能批評政客見到中國就軟骨。

當今主流媒體被獨立媒體痛擊的關鍵，不是網路發達的技術因素，而是只顧自己的飯碗，不顧納稅人的荷包，糟蹋消費者的信任。當媒體不賣真相賣靈魂，罪大惡極還理直氣壯，他們嘲弄扁家「窮得只剩下錢」，竟回報到自己身上。

※ 本文部分發表自2009年05月30日蘋果日報〈專業不敵金錢 媒體骨氣何在〉，經作者同意後全文轉載自潘翰聲個人部落格：「為地球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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