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邊怎麼出現移動的水龍頭？仔細一看，原來是寄居蟹揹著水龍頭趴趴走。為何出現此現象？原來必須揹著殼才能生存的寄居蟹，在海邊幾乎找不到合適的螺貝殼了，只好把養樂多空瓶、塑膠瓶蓋、破燈泡當成家了！

發起「還給寄居蟹一個家」活動的呂縉宇（山豬），也是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趙仁方研究團隊成員，這幾年來在綠島進行文化資產及自然生態方面的調查研究，過程中看到缺乏配套的旅遊活動，讓寄居蟹以及各種生命屍橫遍野；另外，在海邊常觀察到揹著各式各樣匪夷所思「殼蓋」的寄居蟹，讓他體會到寄居蟹處境的艱困。最近拍到揹著水龍頭的寄居蟹，他只能樂觀看待，至少水龍頭比較硬！

沙灘上的貝殼因人類浪漫的想像被撿光，放在家中把玩；餐廳、旅遊業者採集貝類煮食，吃完之後也都仍回垃圾桶，卻完全忽視這是寄居蟹的家；而遭到輾死的寄居蟹，原可留給其他寄居蟹使用的貝殼也隨之粉碎。人類遊憩行為以及飲食習慣，導致原可不斷循環利用的貝殼大量消失。目前幾個觀光發達的海岸，小琉球、大鵬灣、墾丁、綠島等，寄居蟹都有類似的處境。

綠島每年湧進的遊客人次約40萬，而且都在夏季，遊憩行為也都集中在海邊，交通工具全靠機車，這讓島嶼的生態系遭受極大的壓力。

寄居蟹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合適的螺貝殼，就像人類隨著成長換穿衣服一樣。呂縉宇說，腹部特別脆弱的螺蟹類各也其生存之道，例如螃蟹用厚實的蟹殼保護，蝦類的肚子則在底部；缺乏厚殼保護的寄居蟹，生命難保，因此即使不合身也比完全沒保護好。

「寄居蟹已經演化為屁股斜向右邊，因為螺貝類殼通常都是右旋，這讓寄居蟹容易穿入也容易勾住尾部，如此一來可完全密閉在殼內，不受敵人攻擊。」呂縉宇表示，但在殼不夠的情況下，只能就地取材，只是塑膠製品、人工器皿，無法提供寄居蟹保濕、更完善的保護。

洗衣蓋寄居蟹？  比無殼好

呂縉宇也觀察到，這幾年最常看到揹著洗衣精瓶蓋的寄居蟹，或是螺殼不夠、太大或太小，就像有人住在不適合卻救命的中繼屋；更多是背著瓶蓋，養樂多，任何能棲身的廢棄物，就像有人直接變成街友住紙箱。

把貝殼還給寄居蟹

貝殼沒有基因、物種污染的疑慮，將螺貝殼還給寄居蟹或許可行。呂縉宇針對綠島寄居蟹處境，與位於台東縣前往綠島港口邊的美娥餐廳合作，收集消費者吃過的螺貝類（文蛤之類的雙枚貝類並不適合），此外則透過網路鼓勵全台各地民眾寄貝殼過來。

這些螺貝殼將透過公益旅行的方法，帶回綠島海邊。行程包括環境解說及教育，說明為何放螺殼，為何撿貝殼不好；參加過的人感受深刻，之後都成為一顆環境教育的種子，對周圍的人訴說寄居蟹的處境。

「最好是把貝殼留在海邊」做為事後補救，將吃完的螺貝放回沙灘固然是美事，但卻容易單一化，因此呂縉宇呼籲民眾不要買寄居蟹、螺貝類製品，接著才是將吃完的螺貝，洗淨丟回海邊。

民眾若願意支持「還給寄居蟹一個家」，可協助與當地的海鮮餐廳索取吃剩的螺貝殼，簡單處理後寄到「台東縣台東市綏遠路二段43號鄭淑芬小姐收」。

小提醒：

基於碳足跡考量，若只是零星個別的螺貝類，直接帶到就近的海邊放置即可；若達1公斤以上再寄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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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中市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台中市政預算公審聯盟」，針對台中市政府2013年度總預算，進行「烏龍預算票選」，結果以「企鵝館再編2000萬」居烏龍預算之首，另外也有不少環境相關預算入列。這是台灣史上罕見公民全面監督市政預算編列的行動，目前正值市議會最後進行市府總預算二、三讀審查，該聯盟今（17日）早拜訪市議會各政黨代表遞交民眾意見，要求議會嚴格把關納稅人荷包。

「中督盟」共同發起人劉曜華表示，希望更多市民朋友來關心這些預算，十大烏龍預算包「市民觀感不佳、執行成效不彰、浮濫編列」等三大類三十項預算科目。

國民黨籍議長林士昌表示，表達市民心聲是好事情，議會一定會做好預算審查。民進黨籍市議員曾朝榮則說，總預算二讀會將會延到18日進行，民進黨團會再進行討論，不會讓烏龍預算通過。無黨籍議員黃錫嘉也說，烏龍預算有問題，委員會預算審查時就已經刪掉許多預算，他將在二讀會要求市府說明清楚。

針對觀光旅遊局推動的「白海豚與企鵝館」，中督盟認為該案沒有環評，就先編列2000萬預算，「恐成美麗灣第二」。十大烏龍預算如下：

1. 企鵝館再花2000萬（2000萬）
2. 市府公務人員接駁車（900萬）
3. 秋紅谷廣場再花1000萬（1000萬）
4. 新聞局預算重複編列（1000萬）
5. 谷關大雪山空中纜車（2700萬）
6. 台中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2億元）
7. 台中市快捷巴士BRT（253億）
8. 新聞局輿情監看（81萬）
9. 圓滿劇場免費活動（2000萬）
10. 都發局綠建築預算重複編列（60萬）

中督盟成員傅東森表示，這次投票中市民觀感不佳之預算就佔一半(5項)，可見民眾對於市府編列預算經費的態度與合理性最為重視，例如企鵝館未經專業環境影響評估就編列2000萬工程經費，幾乎讓「刪除企鵝館預算」成為全民共識。

成立反對企鵝館臉書粉絲團的企鵝小姐得知結果表示，企鵝館「榮登」烏龍預算第一名，透露該預算的荒謬性，她說「企鵝來了，樹都倒了，我們是一座低碳城市。」她表示，9月中曾向市議會提人民請願案希望召開「台中企鵝館建案」公聽會，至今遲遲沒有下聞，政府要蓋企鵝館，應就先說清楚、講明白，「不開公聽會就不要編企鵝館預算」。

另外，中督盟說，已花費超過3億元，施工近兩年的秋紅谷滯洪池，下年度又編列1000萬元滯洪池工程費，這是否代表原始的滯洪池工程失靈？否則何必增加另一期工程？果真如此，已經完工的秋紅谷滯洪池工程如何完成驗收程序？

針對雪谷線空中纜車，中督盟認為，市府已編列「雪谷線空中纜車興建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作業委託技術服務」2500萬，全案應等環評後再查估。

針對台中市快捷巴士BRT，中督盟批評計畫含糊不清，還錯將2012年20億統編入整體計畫，致使快捷巴士總經費膨漲至290億，2015年後尚須經費預算高達253億，預算書載明「俟公債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通過後，再向議會提報分年實施計畫」，既然問題重重，應等中央法令通過後再送預算審查。

而針對「綠建築執照委託建築師公會審查研究計畫」，中督盟也認為市府已編列「綠建築設計抽查委託專業團體查核計畫」250萬，屬重複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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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COP18－在卡達杜哈舉行的氣候談判會議進展緩慢。這次會議最多只能定位為「期中」會議，因為原本2012年效力屆滿的京都議定書，在去年德班會議中延長至2015年。這得來不易的三年緩衝期，雖然爭取到排放大國包括中國與美國的全體參與，卻將談判實質進展向後推遲三年。

一片慘澹氛圍裡，仍有亮點。亮眼的成果來自於公民社會行動者（Civil society actors），特別是科技社群的邊會討論。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是氣候談判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科技社群，由兩千多位自然、工程、生態以及人文社會的學者所組成。事實上，IPCC本身不做研究，而是就特定議題的相關科學文獻進行系統性地整理與評估。其中，最活躍的第一工作小組（WG-I）分別在1990、1995、2001、2007發表四次科學評估報告，第五次評估報告也即將在2013-2014年完成。

除了科學評估報告，IPCC也出版技術報告與特別報告，譬如1999年針對航空部門所提出的《航空與全球大氣特別報告》（Aviation and the Global Atmosphere）。直接帶動了飛機碳排放是否納入全球減量規範的討論。而近期令人注目的，莫過於2012年三月所發表的《管理極端事件和災害風險，推進氣候變化適應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Managing the Risk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REX）。

這篇特別報告首次由第一及第二工作小組共同編寫而成，彙整的相關文獻截止於2011年五月。報告內容不但超越了原有「人為」暖化的論述，檢視了極端氣候或氣候異常事件的強度與頻率，更提供了風險評估移轉與分擔的架構以及減災防災的機制。論述中，除強調極端氣候的物理現象外，更指出減少「暴露度」（exposure）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管理方法。

災害無國界，貧窮國家或富裕國家同樣可能是受害者。在今年杜哈COP18邊會中所提及的具體災害案例包括：2003年八月法國熱浪導致14,000人死亡; 2005年美國卡崔娜颶風，重創紐奧良州與美國經濟; 肯亞暴雨洪水沖毀房舍，迫使當地居民遷移，以及西非地區因長期乾旱導致糧食危機。SREX 團隊成員Maarten van Aaist 特別提出「災害風險對策架構」（The Solution Space），認為備災減災可透過制度面向的設計，譬如巨災保險等政策工具，移轉和分擔風險。

令人欣喜的是，IPCC主動規劃了一系列「宏偉的宣傳工作計畫」（A Plan for an ambitious “outreach” effort），自發地將科學成果傳播、紮根到民眾及使用者，總共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宣導工作從去年德班會議（COP17）就開始，第二階段示範計劃則起始於2012年一月在奧斯陸舉辦的專家會議，先後透過七次區域性會議，吸引了約1200名來自65個發展中國家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參與，共同分享評估成果。

IPCC於2007年與前美國副總統高爾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高爾得獎的事實眾所周知，但共同獲獎的 IPCC 卻很少被談及。委員會所提出的得獎原因是「IPCC 建構並更完整地傳遞氣候變遷的知識體系」（for their efforts to build up and disseminate greater knowledge about man-made climate change, an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measures that are needed to counteract such change）。作為一個最有影響力的科技社群，IPCC 大可以只產出報告，提供各式科學數據，但這次特別報告卻出人意表地走出研究室，嘗試與所有利害關係者直接互動。更重要的是，透過科學傳遞與溝通，IPCC 內部也開始思考科學參與的內在意涵。挪威學者O. Christophersen在邊會上就曾指出以下五項反思：

宣導對象是否「正確」（right people）？
宣導是否達成「效益」（direct and long-term impacts）？
怎麼樣算是成功的宣導（success factors）？
未來是否擴大宣導？（more outreach）？
未來宣導的改進空間？（improvement）？

這些深層的科研問題不應該由 IPCC 獨享。所有從事科研的成員都應該認真思索，專題研究是不是僅止於繳交報告，結案了事。研究成果是否應承載台灣適用的政策建議。這次 IPCC 藉由 COP18 的場域，主動將 SREX 成果發表、傳遞、溝通、分享，就是做了一次最好的科學參與範例。

科學渴望參與。

※ 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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