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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地球高峰會議回憶錄 (九) 作者：王俊秀 (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沒有土地那有花一台灣座標（1992/6/9） 地球高峰會議如先前預測在「開高走低」下落幕，儘管大會主席在閉幕式上一再強調「明天會更好」，事實上會議期間，地球環境的監督更因所有環保人士都集中至里約而有了假期，因此導致了600-900種物種的消失，近20萬公頃農地成為沙漠，53萬餘公頃熱帶林也遭破壞。會場內也每天用了7萬噸的紙（很遺憾未見再生紙的蹤跡），各國環保代表多見一面抽菸，一面暢談環保之奇景，由小看大，地球環境其實不甚樂觀。 依生態最小法則所言：供應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整個系統的成長，時間、遠見、共識皆為稀有元素。世界末日鐘及世界各地的環境警覺時鐘早已指出拯救地球環境的時間正逐漸減少，「一切向錢看」的發展模式模糊了對環保的遠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雖耳熟能詳，卻無法拉近「生態子民」和「士農工商」間的角色距離。在此混沌的世界舞台情境中，台灣自可以由「熱鬧中的孤獨」角色來尋找新座標，將「沒有土地，那有花」作為對此次地球高峰會議的回應，這中間有很深的涵意。 首先，退出聯合國後的台灣以「驚濤駭浪出好水手」的心情分別造就了台灣正經驗一經濟奇蹟、及台灣負經驗一環境破壞，國民生產毛額（GNP）常被譏為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甚至GNP＝NG（黑槍）＋NP（污染）。變成有錢的窮人後的感慨正是「沒有土地，那有花」的寫照，更何況台灣繼日本後已成為新興污染輸出國，台灣的國際形象就是：「除了有錢，甚麼都沒有。」台灣站在此轉捩點上，理應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心情在南北夾縫中異軍突起，提供第三世界「生態成長」模式，就是對地球最大的貢獻。 其次，我們已進入所謂的管道社會，進入聯合國並不等於進入國際社會，自不必自陷於「聯合國黃熱病」中，對聯合國而言，台灣政府也是NGO（非政府組織），如果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正是全世界最有實力的NGO，這個管道就環保而言幾乎不亞於一個「環保聯合國」，藉學術網路、國際社團（扶輪社等）、宗教團體及國際環保組織等加以經營，將有另一片新天地。 現實而言，「沒有土地，那有花」的新座標，對台灣創造第二個經濟成長的春天也是有利的。如果台灣能掌握先機，開始發展綠色商品，爭取國內外的環保標章，則此種「生態型」的經濟成長仍是大有可為。理論而言，經濟成長企圖在較短時間內將利益最大化，而環保則希望將長時間的危害最小化，其中交集乃為「對環境最少的災害即為成長最大的利益」，改變生活方式及推廣綠色商品皆為交集，因此環保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在此轉捩點上，期許台灣建立「沒有土地，那有花」的新座標。（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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