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誤食吃了老鼠藥的鳥造成間接死亡，時有所聞，農委會疾管局也認同田間施用老鼠藥應避開猛禽棲息地，但農藥對猛禽的影響卻未進一步探討。最近研究人員對兩隻死亡的黑進行完整的病理檢驗，發現體內好年冬含量，高達已知的大型猛禽致死量 數倍，除了解開長久以來黑鳶族群數無法成長的部分謎團，也顯示農藥對猛禽的殺傷力不容忽視。

一般人習稱老鷹的黑鳶，是屏東縣重要的生態資源，10月底，在屏東縣竹田及潮州民眾分別撿到死亡的黑鳶，送到縣政府，其中一隻是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孫元勳研究團隊今年在瑪家繫放（裝上翼標再放回）的幼鳥，因時間距離太近，而引起孫元勳的注意，決定進行199項農藥、9項消炎藥及8項重金屬的毒物檢驗，11月13日分析出爐，其中一項成分超標，就是農民常用的習稱「好年冬」的加保扶。

孫元勳說，之前也曾有屏科大副教授黃美秀（黑熊媽媽）在校園撿獲虛弱的黑鳶，當時只做簡單的體檢，初步檢驗出原因出在肝。

這兩隻死亡的黑鳶，早期是農村常見到的老鷹，孫元勳說，黑鳶同禿鷹是腐食鳥類，只吃死掉的小動物。兩隻死亡的黑鳶，胃裡都有死鳥，從肝臟檢測到加保扶的數值為2.49 ppm、1.29ppm；美國研究指出，大型猛禽只要吃了攝取0.6 ppm加保扶的死動物，就會中毒死亡，這兩隻黑鳶經過吸收代謝之後仍殘留2、3倍以上的致死量，實際攝食劑量更高。

為此，孫元勳詢問了當地認識的農友，好年冬農業上常用來殺蟲，這個季節正是秋冬裡作蔬菜，農民習將顆粒狀的好年冬直接灑在地面上，殺死土壤裡的蟲，包括蚯蚓，之後會翻耕，於是這些蚯蚓或蟲便翻上來。

孫元勳推測，這些死鳥可能是誤將顆粒狀的好年冬當種子或果實直接吃掉，也可能是吃了含有毒素的蚯蚓或蟲。

台灣有500多種農藥，85%及75%的加保扶粉劑是禁藥，也列為高劇毒農藥；但3%的顆粒卻未禁用，每年用量上噸，占所有農藥的12%。孫元勳說，神經性劇毒的加保扶，作用如沙林毒氣，鳥類中毒後會出現肌肉抽筋無力、流口水、流眼淚以及呼吸急促之症狀。美、加、歐盟早已禁用，過去幾年來也毒死當地幾百萬隻野鳥，台灣卻仍在使用。

過去幾年，孫元勳研究團隊曾與屏東縣政府合作推動三地門達來部落的生態產業，當地約上百隻黑鳶族群，最具特色；但研究人員始終找不到黑鳶族群回復速度緩慢的原因，之前都懷疑野外食物遭到汞或其他元素污染。研究人員也曾進行汞污染研究，針對黑鳶羽毛量測，並假設餵食人工乾淨的食物應可增加族群數。為此，民間業者也提供冰箱作為食物儲藏用，但因餵食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也尚未有證據證明野外食物遭污染，而使得研究處於停頓狀態。

這項發現似乎讓長久以來，黑鳶族群數無法成長的謎題解開大部分謎團，「秋冬的農田對黑鳶是危險，」孫元勳說，之前推測是食物遭到汞或其他物質污染，現在則了解農藥對黑鳶的影響。至於多少族群數死於農藥，或其他農藥會不會影響黑鳶，則須進一步調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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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拿到紀錄的工具，紀錄什麼會最有價值？這樣的思考根深蒂固的在我的內心裡。我會認為去紀錄外在的，我們所不了解的東西，那些被忽視的、快消失的、被踐踏的、被壓迫的最有價值，也就是所謂弱勢者的部分。因為那些有權勢的人，已經有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了。照顧那些沒有被媒體照顧到的人，是我從做記者以來就一直抱持的思維想法。」

當我們談到拍攝紀錄片的選擇和題材時，蔡崇隆如此奮力地說著……

每日新聞與追求恆長的紀錄片

擁有法律和傳播專業背景的蔡崇隆，早期在自立早報和財訊雜誌擔任文字記者，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每天必須因應新聞而追逐當下發生的事物；其後，他進入了超視和民視電視台，負責深度報導和調查報告的單元。這兩個媒體經驗對他來說，不只是重要的歷練，同時也是理解社會的一種方式。

然而，久而久之，這些為了因應社會快速變化而生產的新聞或深度報導，甚至是一兩週就要不停開創新專題企劃的循環，總讓蔡崇隆感到壓力越來越大。他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了解事件始末，就必須趕鴨子上架，完成的報導也只是在電視上播出一兩次，生命週期非常有限…。就這樣工作了兩三年，他的能量被快速地消耗掏空，終於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了公共電視的紀錄片組在徵人，毅然決定轉換跑道，就此踏上紀錄片的路，一直持續到現在。

蔡崇隆認為：「紀錄片是一個比較好的載具，有更長的時間可以製作，可能是半年、一年。如果你做的好，紀錄片有可能類似一本書，是一個可以被翻閱查看的東西。對我來講，我過去想做的一些題目如果透過這個形式就會讓事件更完整的被呈現。」

在公視工作的期間，蔡崇隆所製作的紀錄片大都與弱勢者及人權有關。最著名的就是以蘇建和案為主的《島國殺人紀事1》（2000）、探討RCA公司對環境造成公害的《奇蹟背後》（2002），以及「新移民三部曲」（《我的強娜威》（2002）、《黑仔討老婆》（2003）、《中國新娘在台灣》（2003））。

幾年前已離開公視後的他，目前在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從事教職。但在2007年時，公共電視請他為「多氯聯苯毒油事件」製作回顧專題，蔡崇隆一一找尋並探訪當時的受害者，這才驚覺，30年前所發生的悲劇竟像電影《侏儸紀公園》裡琥珀中的蚊子般，就這樣被冰封在時空的記憶裡，他們的遭遇和痛苦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過問，一切就這樣彷彿被時代遺忘了……

與毒共存，一件不公義的事

1979年，台中發生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當年彰化油脂工廠在米糠油加工除色除臭的過程裡，使用多氯聯苯作為熱媒，加熱管線因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有毒物質污染了米糠油。而包括惠明盲校師生一百多人在內的中部民眾，因為誤食了含有劇毒的油，造成兩千多人受害。

嚴重受害者的身上和臉上，長出一粒粒的膿痘和爛瘡，一擠就流出油狀分泌物，聞起來惡臭無比且痛養難耐。校長陳淑靜發現事情不對勁，經過醫師緊急查證，才發現是食用油出了問題，是多氯聯苯的毒害！

這段往事對當時還是國中生的蔡崇隆有著深刻的印象，他從老三台的新聞中記得惠明學童們坑坑疤疤的臉，心裡快速閃過這些人長大後怎麼辦的念頭，然後想著這個事件鬧那麼大，應該有被好好處理才對。但仍處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資訊非常封閉，這則事件很快速地就被忽略了；就在同一年，「美麗島政治事件」轟轟烈烈，報紙刊登出因整形下巴而滿臉都是繃帶的施明德被捕的照片。

這兩個乍看不同，但卻極有類似之處的畫面在蔡崇隆的腦海裡盤據了好久好久。這也是為什麼《油症─與毒共存》這部紀錄片最後選擇從「自我記憶」出發，以第一人稱敘事，並在片中將「環境公衛」（中毒事件）與「政治」（美麗島事件）並呈的原因。

經過時間的流篩，當時同是弱勢者的人們在現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和發展。《油症》像把尖銳的利刃，在紀錄看不經意的受害者的生活中，暗暗諷刺著政治人物的利己假面，以及所謂民主精神的虛假謊言。

「台灣對於政治犯透過選舉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對待，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政治明星，甚至還當了總統；但多氯聯苯受害者基本上還是在社會的角落，默默生活。對我來說這落差很大，到底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看到的是政治人物的成敗？還是應該要看到這些跟我們一樣身分的人的命運？我們到底該關注哪邊，這是我對自己的提醒。」蔡崇隆顯得有些激動。

但即使完成這部紀錄片，蔡崇隆仍有不少遺憾。當年兩千多位受害者，如今有許多人早已不知去向，不願意接受訪問的大有人在，那些在童年遭逢重大苦痛的人，也因為時間和個性的沖刷，選擇逐漸淡忘、避而不提；與毒共存的人們所懷孕的下一代，毒素也因為傳染而在孩子的身上造成影響，這些問題和處境卻鮮少被理解與重視。

時隔30年，油症受害者的遭遇卻和過去並無二致，沒有獲得公平的對待。許多人拿著「油症卡」去就醫，卻因為醫院的護理人員及醫生完全不曉得曾有這個事件發生，而誤以為對方拿著中油加油卡來看病，荒謬的程度完全暴露了我們對於公衛教育和環境災難歷史的無知和匱乏；而放眼過去，留下詳細文字或影像資料的，也只有《人間》雜誌的幾篇報導而已。

說到這裡，蔡崇隆以日本七0年代公害事件「水俁病」為例，說明當環境災害發生時，馬上有紀錄片導演進入追蹤報導，並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向社會大眾發聲，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珍貴的紀錄片，帶給日本社會和世界很大的震撼及反省。他口中的這位導演，正是去年過世的的日本紀錄片大師土本典昭（Noriaki Tsuchimoto）。

以映演點燃紀錄片的柴火

《油症─與毒共存》完成之後，發行公司（同喜文化）申請到了國藝會的映演補助，而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全國巡迴放映和座談，放映地點包括了惠明學校、彰化文武廟、獨立書店、各個大學校校、博物館、影展…等等，共計38場。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也要讓大家看見油症受害者與毒害搏鬥的勇氣和精神。

如此密集的場次和數量，讓人不禁覺得這實在太瘋狂！太賣命了！

《油症》在台北的首映記者會後，蔡崇隆於官方部落格上寫著：「做紀錄片除了賺錢維生、參展成名、滿足創作慾、為社會留下歷史紀錄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一直希望它成為可以燃燒的柴火，而不是被供起來瞻仰的名山。因為它既然來自於人間，回歸自然也很正常。」此外，他還表示這些拍片的素材如果有人需要，或有人要繼續做油症的紀錄，他願意無償提供。

事實上，除了拍攝油症咒紀錄片之外，蔡崇隆也邀請了陳昭如和周富美兩位優秀記者，策劃了油症受害者的報導文學專書，並推促了「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成立。這些都是因為紀錄片柴火而燒出的寶貝。

我好奇地問他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願意一直從事紀錄片的工作，甚至是為弱勢者發聲。是為了滿足藝術創作慾嗎？是討厭不公平的事情？是因為觀眾的回饋嗎？還是……

蔡崇隆突然陷入了沉思，搔了搔頭，然後以像是要很吃力地才能將話珠織串起來的口吻說：「我從觀眾的身上得到很多回饋，而且大多是正面的。但最鼓勵我的是，拍攝《油症》這部片，那些我所紀錄的因為毒害而影響了一生的人，好像有藉著拍攝紀錄片讓他們把心裡長期壓抑、積壓的負面的東西或能量釋放出來了。可能是一些話語或一些能量，這是我們雙方才會感受到的，是一種信任關係。如果說《油症》這部影片有一些正面影響或能量，不是因為片子好看或不好看，而是從這邊來的。」

當這些話語緩緩地從蔡崇隆的口中吐出，我彷彿從他滿足而略帶怯羞的表情上，看見了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擁有的堅定信念，一份對社會公義的溫柔堅持，也領略到了從事紀錄片工作所獨有的，一種難以言說的至高無上的幸福。

《油症─與毒共存》官方部落格

※本文轉載自「電影‧人生‧夢」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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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讓新領域的專業人士參與進來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然而，很多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點。中國與歐洲兩地的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律師在內，還錯誤地認為減緩氣候變化就需要以經濟增長和人類進步為代價。

上個月，愛爾蘭高威大學召開的第22屆歐盟—中國人權問題研討會的一個議題就是人權與環境問題。在參加此次研討會以及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展開的中歐對話過程中，我對這一問題就深有感觸。

近期歐盟的排放資料顯示，降低排放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是有可能的。1990年迄今，歐盟27國的GDP增長了48%，而溫室氣體排放卻降低了18%。加上清潔發展機制（CDM）抵消的碳排放的話，降低幅度甚至會更高——大約在20%左右。所以說，儘管歐盟並未提高其2020年的減排目標，但卻已經提前9年完成了目標。然而，在解決那些產自中國、銷往歐盟的產品中所包含的碳排放問題上，還需要中歐雙方加強彼此的合作。

去碳化的成本並沒有人們通常認為的那麼高昂，尤其是在及早採取措施的情況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最新研究顯示，即便是2100年的CO2濃度目標為410ppm，如果能夠即刻推出氣候政策，減緩氣候變化的成本也能控制在全球GDP的1%以下。但是，氣候變化政策如果遲遲不能推出的話——就像目前我們在大多數國家看到的那樣，成本就會大大增加。同時，缺乏強有力的碳價格信號也會繼續推動世界沿著一條碳排放密集型的發展軌跡走下去。

那麼，律師又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從各國權益出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非常重要，而法學專家則能夠在責任與公正的激辯中做出重要貢獻。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背景下，傳統的「發展權」已經完善成為一個新的理念：「公平獲得永續發展」的權利。這一理念不僅考慮了氣候保護的原則，同時也考慮了全球公平性原則。

關於公平一詞的確切定義，以及公平原則的實施方案目前還未明確。本周還將在多哈就此繼續進行討論。即便如此，取得的這一進展仍然意味著，不加調整地發展高碳經濟不再被看做是集體或個人的權利，因為這將給其他國家和後世子孫的可持續發展權帶來負面影響。

富裕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性排放早已大大減少了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餘地。雖然2011年歐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達到人均7.5噸，但是，鑒於其歷史排放量，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問題上仍然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換句話說，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讓大氣不堪重負了。而這些早已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才是導致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全球變暖、致使世界上很多最不發達國家遭受乾旱洪水等極端天氣影響的罪魁禍首。

進入21世紀，影響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的不僅僅是工業化國家的排放，基礎四國——巴西、南非、印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當前和未來全球排放中所占份額也在快速增加。

此次討論中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溫室發展權框架》。該框架以各國在氣候變化過程中所負有的責任及其能力為基礎，促成責任的公平化。此外，還可以利用這一框架來發現和量化各國所負有的歷史責任及其未來應該承擔的責任。例如，1990年至2010年間，雖然歐盟27國和中國的累積排放相差不多，但是，歐盟應該承擔的責任卻比中國大得多。其原因就是，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排放是為了滿足其眾多人口的基本需求，而歐盟的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較小人口基數上的「奢侈性」排放。

鑒於其所負有的歷史責任和氣候變化的緊迫性，歐洲需要在氣候、能源及其他相關領域推出強有力的政策，從而使本地區沿著溫升低於2度的道路發展。只有這樣，歐洲才能踐行其責任，履行自己「份內的」減排義務，從而避免氣候發生危險性變化。尤為關鍵的是，歐盟2020年的減排目標與1990年相比應該至少降低40%。

中國的排放何時會達到峰值？

與歐洲各國相比，中國在氣候變化過程中所負有的歷史責任要低得多。然而，中國的排放卻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不斷快速增長。2011年，中國的人均排放量為7.2噸，低於歐盟水準。而2011年全球主要排放國分別為中國（29%）、美國（16%）、歐盟（11%）、印度（6%）、俄聯邦（5%）、日本（4%）。

中國對於氣候變化所負有的責任及其肩負的應對責任將會越來越大。其絕對排放量，以及在全球排放總量中所占份額的快速增長也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目前提出的，到2020年其單位GDP排放強度將在2005年基礎上降低40%~45%的目標是否合適。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在國際談判的背景下，尤其是與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非常低的減排目標相比，這一目標不僅充分，而且恰當。目前，發展中國家承諾的減排目標中CO2減排總量要高於發達國家的二氧化碳減排總量。除非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展示出更大的決心，否則，我們沒辦法期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高他們的減排目標。

然而，不幸的是，從整體環境和近期氣候科學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的減排目標仍然不夠。為了保障那些生活在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的人民，以及那些生活在欠發達地區的中國貧困人口的氣候安全，中國還需進一步提高其2020年減排目標。此外，中國還需要比目前的排放趨勢更早地達到排放峰值。

如果2030年或2030年以後排放達到峰值的話，要想確保全球溫升保持在2度以下就為時過晚了，更不用說小島嶼國家和很多最不發達國家所要求的1.5度溫升了。為了這一線的機會，中國，至少其東部發達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需要在2020年前後達到峰值。

歐盟和中國應更加緊密地合作，增強公眾在氣候變化相關問題上的參與度。如果想要在各方責任、可持續發展權利、公平等複雜的問題上尋求一致的意見，那麼，包括律師在內的群體展開更加廣泛的政治對話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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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發表日期2012年12月7日。

※看中英文對照，並和中外讀者一起討論，請點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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