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為大批工業污染受害者無償提供法律幫助的機構只有一家。田磊報導了在這一機構工作的一位訴訟律師，她雖面臨種種挑戰，卻充滿理想。
在廣州一所大學的會議室裏，環境律師張兢兢在講對環境問題的看法和理想，一個女記者對她嗤之以鼻：「這些想法太天真了！」比張兢兢更年輕的記者不相信在法律和傳媒的監督下，層出不窮的污染問題能得到遏制。
張兢兢被激怒了，她站起來，批評記者對自己的職業缺乏信仰，她堅信自己的工作能推動中國環境不斷改善。
張兢兢是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公益律師。中國經濟30年飛速發展，造成了大批工業污染的受害者，能為這些弱者提供法律幫助的機構非常少，提供無償幫助的僅此一家。
張兢兢已經在這個中心工作快10年了，在政法大學一棟瀕臨拆遷的破舊宿舍樓裡上班，如今任訴訟部部長，這份工作卻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她的收入來源主要靠美國人資助，這讓她感到彆扭，卻無可奈何。
今年4月份，記者跟張兢兢一起到廣東北部山區一個村莊，她第4次來這裏，想說服村民狀告附近的大寶山礦業公司，這個國有大礦已開採了近半個世紀，廢棄的尾礦像山一樣堆積在農民們的稻田和水井周圍。礦山周圍遍佈著廣東省最知名的幾個癌症村，因為污染，大量村民患上癌症，可村民還是下不了決心打官司，他們已經習慣了年復一年去礦上鬧事，去政府上訪，而每次也能得到些微薄的賠償。
「不需要你們花一分錢，我找人給你們做身體檢測、土壤檢測，訴訟費用我也不收。」在村委會破舊的小樓裡，張兢兢不停地跟村民說，村長被她說服，同意訴訟，可還有不少村民猶豫，怕萬一官司打輸，村民連上訪的機會都沒了。他們希望張兢兢保證官司打贏，能得到一大筆賠償。但張兢兢無法保證。
與張兢兢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助手，因為沒錢坐飛機，小姑娘不得不坐2000公里的火車，從北京到韶關，等她趕到村裡時已是第3天了。事情不順，又趕上暴雨，小姑娘頗為失落。同行的一名記者鼓勵她說：「你們張律師做的是有利於國家的大事。」張兢兢和小助手只是苦笑。
讀大學之前，張兢兢一直在成都的青白江區長大，那是一個因化工廠而興起的小城鎮，到處是化工廠，她的父母就在其中一家上班。煙囪裡紅煙滾滾，下水道流出各種顏色的廢水，這幾乎是她童年最常見的場景。後來很多年，她調查過無數污染現場，整個國家似乎到處都是她記憶中的青白江了。
內蒙古赤峰的銅冶煉廠污染了牧民的梨園和草場、河北滄州的小洋人乳業污染了農民的果園、安徽亳州的化工廠污染了渦河沿岸的農田、北京電力局的高壓電線危及了百旺家園社區居民的人身安全、廣東韶關大寶山礦山的尾礦帶給了周圍村莊大量的致癌物……10年來，張兢兢辦理的全都是類似的案件。
「其實，真正在訴訟上取得勝利的並不多。」張兢兢說，但對於她來說，訴訟的困難並不是最重要的，不管怎樣，越來越多的污染受害者不斷找上門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居民越來越尋求法律的幫助，他們的合約意識、權利意識以及組織性都讓人看到未來。
真正讓她難以處理的是與這些受害者打交道。「在中國，重度污染的受害者大都是農民，他們尋求律師的幫助，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索取賠償。」張兢兢說。開始接觸時，農民們總是給予她極大信任，律師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幾乎把索取巨額賠償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律師身上，可當繁瑣的訴訟過程慢慢展開時， 尤其是賠償數額無法達到預期時，她往往就要承受村民們不停的抱怨和指責。
「開始那種無條件依賴所帶給我改變別人命運的神聖感，總能帶來道德上的極大滿足，可是一旦遭到抱怨和指責，滿足感瞬間就崩塌了。」張兢兢說。這樣的遭遇幾乎要將她無償幫助這些人的熱情消磨光了。
更大的問題還在於勝訴後的遭遇。雖然打官司是無償的，但是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為了節省資金，往往會與起訴方簽訂協議，當官司勝訴，獲取賠償後，將從中收取少量服務費，來抵消之前墊付的費用。可很多時候，往往官司一了結，受害者就不再同他們聯絡，也不願意支付任何費用。
2001年3月，中心代理了江蘇省連雲港市石樑河水庫污染損害賠償案，經過3年艱苦訴訟，最終為97戶農民拿回了500多萬賠償款。可直到現在，張兢兢和同事都拿不到服務費，最後不得不起訴。
就連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也是在得到福特基金會穩定的資金支援後，才開始開展一些實際的訴訟，她也才算成了一名專職的公益律師。
今年張兢兢入選「耶魯世界學者」專案，將到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耶魯大學給予張兢兢的評價是：作為直言不諱的環保主義者，張兢兢通過訴訟的方法代表污染受害者的利益，並且通過幫助社區組織維護環境權益的公眾聽證會，來促進公眾的參與度。她代理過眾多里程碑式的環境案件，其中就包括中國第一件成功的環境群體訴訟案，這是起訴福建省一家排放有毒物質化工企業的案件。
張兢兢說，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生存基礎太脆弱了，一切運作幾乎都取決於國外基金會的穩定支持。雖然中心每年都會培訓一大批律師來從事環境訴訟，可多年過去，整個中國活躍的也只有10多個。張兢兢說，在中國，培育大規模的環保律師團體是最迫切的事情。
她希望政法大學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能成為一個平臺，為那些有理想的法科學生提供穩定的待遇，推動中國公益律師的職業化。「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理想主義者。」張兢兢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