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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年冬泛用 讓黑鳶死十次都不夠

10月底民眾拾獲的黑鳶,肝臟測出致死加扶保劑量。(圖片來源:洪孝宇)

猛禽誤食吃了老鼠藥的鳥造成間接死亡,時有所聞,農委會疾管局也認同田間施用老鼠藥應避開猛禽棲息地,但農藥對猛禽的影響卻未進一步探討。最近研究人員對 兩隻死亡的黑鳶進行完整的病理檢驗,發現體內好年冬含量,高達已知的大型猛禽致死量數倍,除了解開長久以來黑鳶族群數無法成長的部分謎團,也顯示農藥對猛禽的殺傷力不容忽視。

85%及75%的加保扶粉劑是禁藥,也列為高劇毒農藥;但3%的顆粒卻未禁用,每年用量上噸,占所有農藥的12%。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孫元勳研究團隊表示,屬於神經性劇毒的加保扶,作用如沙林毒氣,鳥類中毒後會出現肌肉抽筋無力、流口水、流眼淚以及呼吸急促之症狀。美、加、歐盟早已禁用,過去幾年來也毒死當地幾百萬隻野鳥,台灣卻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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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影展|對公義的溫柔堅持:蔡崇隆和《油症─與毒共存》

作者:林木材(影評人)

1979年,台中發生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當年彰化油脂工廠在米糠油加工除色除臭的過程裡,使用多氯聯苯作為熱媒,加熱管線因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有毒物質污染了米糠油。而包括惠明盲校師生一百多人在內的中部民眾,因為誤食了含有劇毒的油,造成兩千多人受害。

嚴重受害者的身上和臉上,長出一粒粒的膿痘和爛瘡,一擠就流出油狀分泌物,聞起來惡臭無比且痛養難耐。校長陳淑靜發現事情不對勁,經過醫師緊急查證,才發現是食用油出了問題,是多氯聯苯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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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360°|應對氣候變化 人權律師責無旁貸

作者:Patrick Schroeder(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國際顧問);翻譯:東峻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讓新領域的專業人士參與進來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然而,很多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點。中國與歐洲兩地的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律師在內,還錯誤地認為減緩氣候變化就需要以經濟增長和人類進步為代價。

近期歐盟的排放資料顯示,降低排放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是有可能的。1990年迄今,歐盟27國的GDP增長了48%,而溫室氣體排放卻降低了18%。加上清潔發展機制(CDM)抵消的碳排放的話,降低幅度甚至會更高——大約在20%左右。所以說,儘管歐盟並未提高其2020年的減排目標,但卻已經提前9年完成了目標。然而,在解決那些產自中國、銷往歐盟的產品中所包含的碳排放問題上,還需要中歐雙方加強彼此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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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大記事∣播報員:林子晴

日本的琵琶湖竟發現原產地於非洲的多鰭魚,這些外來魚種和觀賞用魚的放生脫不了關係,也希望大家不要隨意放生而破壞原本的生態系。在海上,以破壞衝撞捕鯨船聞名的護鯨團體「海洋守護者」,遭美國法庭下達禁制命令,禁止該團體旗下的船隻對任何船隻發動攻擊行動,但海洋守護者也表示絕不妥協的護鯨決心。

農作收成後為方便採收,農民會私下使用除草劑,而高雄農改場為了配合機器採收,輔導農民用巴拉刈當落葉劑,有化學品管制開倒車的疑慮。除了使用化學藥劑汙染土地,水源受汙染也會受到影響,中科四期的廢水傾向排放到濁水溪, 居民憂心工業搶農業用水之虞,也擔心濁水溪遭汙染。廢棄物也容易造成環境汙染,人手一支的手機在報廢後又該如何處理?廢棄的手機已造成中國環境汙染,由於沒有完整的回收制度,以致回收率不普及。其實廢手機回收是可以提煉出黃金跟白銀,只是沒有納入中國回收企業的選項中。

【更多今日新聞】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中國新聞

深度報導|那一場薛西佛斯式(sisyphean)的氣候談判

作者:陳偉恩(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希臘神話中有一個「薛西佛斯」神話,敘述的是一個得罪希臘諸神的國王薛西佛斯,被宙斯懲罰必須日以繼夜的推石上山,但是每當他接近山頂的同時,石頭卻會滾回山腳,永無止盡地「推石、滾落、再推石」成為薛西佛斯的宿命。「薛西佛斯式」(sisyphean)更意指一場「徒勞無功、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

國際氣候談判正是一場薛西佛斯式的現代神話。20年來的談判結果都不盡人意,極端氣候現象卻日益加劇。此次卡達(Qatar)談判期間,菲律賓適逢颱風寶發(Bopha)襲擊,其代表 Naderev Saño在提及有500名國人受難、近25萬人流離失所時,不禁哽咽引用美國民權人士John Lewis的名句質問,改變的責任「不是我們扛,是誰?不是現在,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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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纜車爬過北投樹屋,愛書人被當猴子?

作者:路仁教授

多麼美麗的北投,印證文化部長「文化從閱讀與村莊開始」的預言。只是很可惜,美麗總是遭忌,因為一條纜車線即將從新北投捷運站發起,帶來無數的汽車,驅走北投悠閒的慢活文化,也帶來旅遊人潮,用200元高票價往返陽明山,從天空俯瞰,享受刺激的樂趣。

可這樣,我還會想去北投嗎?「看到樹屋圖書館了嗎?那是進去看書的!」想像走進樹屋時,有人在天空指著樹屋與我說,像坐貓空纜車時,指著樹與猴子說,我就渾身不自在。2012年12月21日,是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也是北投纜車進入環評時,此時的我,恐懼已在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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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年冬泛用 讓黑鳶死十次都不夠

本報2012年12月20日台北訊,特約記者廖靜蕙報導

猛禽誤食吃了老鼠藥的鳥造成間接死亡,時有所聞,農委會疾管局也認同田間施用老鼠藥應避開猛禽棲息地,但農藥對猛禽的影響卻未進一步探討。最近研究人員對兩隻死亡的黑進行完整的病理檢驗,發現體內好年冬含量,高達已知的大型猛禽致死量 數倍,除了解開長久以來黑鳶族群數無法成長的部分謎團,也顯示農藥對猛禽的殺傷力不容忽視。

10月底民眾拾獲的黑鳶,肝臟測出致死加扶保劑量。(圖片來源:洪孝宇)

一般人習稱老鷹的黑鳶,是屏東縣重要的生態資源,10月底,在屏東縣竹田及潮州民眾分別撿到死亡的黑鳶,送到縣政府,其中一隻是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孫元勳研究團隊今年在瑪家繫放(裝上翼標再放回)的幼鳥,因時間距離太近,而引起孫元勳的注意,決定進行199項農藥、9項消炎藥及8項重金屬的毒物檢驗,11月13日分析出爐,其中一項成分超標,就是農民常用的習稱「好年冬」的加保扶。

孫元勳說,之前也曾有屏科大副教授黃美秀(黑熊媽媽)在校園撿獲虛弱的黑鳶,當時只做簡單的體檢,初步檢驗出原因出在肝。

這兩隻死亡的黑鳶,早期是農村常見到的老鷹,孫元勳說,黑鳶同禿鷹是腐食鳥類,只吃死掉的小動物。兩隻死亡的黑鳶,胃裡都有死鳥,從肝臟檢測到加保扶的數值為2.49 ppm、1.29ppm;美國研究指出,大型猛禽只要吃了攝取0.6 ppm加保扶的死動物,就會中毒死亡,這兩隻黑鳶經過吸收代謝之後仍殘留2、3倍以上的致死量,實際攝食劑量更高。

為此,孫元勳詢問了當地認識的農友,好年冬農業上常用來殺蟲,這個季節正是秋冬裡作蔬菜,農民習將顆粒狀的好年冬直接灑在地面上,殺死土壤裡的蟲,包括蚯蚓,之後會翻耕,於是這些蚯蚓或蟲便翻上來。

孫元勳推測,這些死鳥可能是誤將顆粒狀的好年冬當種子或果實直接吃掉,也可能是吃了含有毒素的蚯蚓或蟲。

台灣有500多種農藥,85%及75%的加保扶粉劑是禁藥,也列為高劇毒農藥;但3%的顆粒卻未禁用,每年用量上噸,占所有農藥的12%。孫元勳說,神經性劇毒的加保扶,作用如沙林毒氣,鳥類中毒後會出現肌肉抽筋無力、流口水、流眼淚以及呼吸急促之症狀。美、加、歐盟早已禁用,過去幾年來也毒死當地幾百萬隻野鳥,台灣卻仍在使用。

黑鳶是早期農村常見的老鷹,會吃農田邊死亡的小動物。(攝影:孫元勳)

過去幾年,孫元勳研究團隊曾與屏東縣政府合作推動三地門達來部落的生態產業,當地約上百隻黑鳶族群,最具特色;但研究人員始終找不到黑鳶族群回復速度緩慢的原因,之前都懷疑野外食物遭到汞或其他元素污染。研究人員也曾進行汞污染研究,針對黑鳶羽毛量測,並假設餵食人工乾淨的食物應可增加族群數。為此,民間業者也提供冰箱作為食物儲藏用,但因餵食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也尚未有證據證明野外食物遭污染,而使得研究處於停頓狀態。

這項發現似乎讓長久以來,黑鳶族群數無法成長的謎題解開大部分謎團,「秋冬的農田對黑鳶是危險,」孫元勳說,之前推測是食物遭到汞或其他物質污染,現在則了解農藥對黑鳶的影響。至於多少族群數死於農藥,或其他農藥會不會影響黑鳶,則須進一步調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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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影展|對公義的溫柔堅持:蔡崇隆和《油症─與毒共存》

作者:林木材(影評人)

圖片由蔡崇隆提供

「當你拿到紀錄的工具,紀錄什麼會最有價值?這樣的思考根深蒂固的在我的內心裡。我會認為去紀錄外在的,我們所不了解的東西,那些被忽視的、快消失的、被踐踏的、被壓迫的最有價值,也就是所謂弱勢者的部分。因為那些有權勢的人,已經有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了。照顧那些沒有被媒體照顧到的人,是我從做記者以來就一直抱持的思維想法。」

當我們談到拍攝紀錄片的選擇和題材時,蔡崇隆如此奮力地說著……

每日新聞與追求恆長的紀錄片

擁有法律和傳播專業背景的蔡崇隆,早期在自立早報和財訊雜誌擔任文字記者,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每天必須因應新聞而追逐當下發生的事物;其後,他進入了超視和民視電視台,負責深度報導和調查報告的單元。這兩個媒體經驗對他來說,不只是重要的歷練,同時也是理解社會的一種方式。

然而,久而久之,這些為了因應社會快速變化而生產的新聞或深度報導,甚至是一兩週就要不停開創新專題企劃的循環,總讓蔡崇隆感到壓力越來越大。他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了解事件始末,就必須趕鴨子上架,完成的報導也只是在電視上播出一兩次,生命週期非常有限…。就這樣工作了兩三年,他的能量被快速地消耗掏空,終於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了公共電視的紀錄片組在徵人,毅然決定轉換跑道,就此踏上紀錄片的路,一直持續到現在。

蔡崇隆認為:「紀錄片是一個比較好的載具,有更長的時間可以製作,可能是半年、一年。如果你做的好,紀錄片有可能類似一本書,是一個可以被翻閱查看的東西。對我來講,我過去想做的一些題目如果透過這個形式就會讓事件更完整的被呈現。」

在公視工作的期間,蔡崇隆所製作的紀錄片大都與弱勢者及人權有關。最著名的就是以蘇建和案為主的《島國殺人紀事1》(2000)、探討RCA公司對環境造成公害的《奇蹟背後》(2002),以及「新移民三部曲」(《我的強娜威》(2002)、《黑仔討老婆》(2003)、《中國新娘在台灣》(2003))。

幾年前已離開公視後的他,目前在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從事教職。但在2007年時,公共電視請他為「多氯聯苯毒油事件」製作回顧專題,蔡崇隆一一找尋並探訪當時的受害者,這才驚覺,30年前所發生的悲劇竟像電影《侏儸紀公園》裡琥珀中的蚊子般,就這樣被冰封在時空的記憶裡,他們的遭遇和痛苦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過問,一切就這樣彷彿被時代遺忘了……

與毒共存,一件不公義的事

圖片由蔡崇隆提供1979年,台中發生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當年彰化油脂工廠在米糠油加工除色除臭的過程裡,使用多氯聯苯作為熱媒,加熱管線因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有毒物質污染了米糠油。而包括惠明盲校師生一百多人在內的中部民眾,因為誤食了含有劇毒的油,造成兩千多人受害。

嚴重受害者的身上和臉上,長出一粒粒的膿痘和爛瘡,一擠就流出油狀分泌物,聞起來惡臭無比且痛養難耐。校長陳淑靜發現事情不對勁,經過醫師緊急查證,才發現是食用油出了問題,是多氯聯苯的毒害!

這段往事對當時還是國中生的蔡崇隆有著深刻的印象,他從老三台的新聞中記得惠明學童們坑坑疤疤的臉,心裡快速閃過這些人長大後怎麼辦的念頭,然後想著這個事件鬧那麼大,應該有被好好處理才對。但仍處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資訊非常封閉,這則事件很快速地就被忽略了;就在同一年,「美麗島政治事件」轟轟烈烈,報紙刊登出因整形下巴而滿臉都是繃帶的施明德被捕的照片。

這兩個乍看不同,但卻極有類似之處的畫面在蔡崇隆的腦海裡盤據了好久好久。這也是為什麼《油症─與毒共存》這部紀錄片最後選擇從「自我記憶」出發,以第一人稱敘事,並在片中將「環境公衛」(中毒事件)與「政治」(美麗島事件)並呈的原因。

經過時間的流篩,當時同是弱勢者的人們在現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和發展。《油症》像把尖銳的利刃,在紀錄看不經意的受害者的生活中,暗暗諷刺著政治人物的利己假面,以及所謂民主精神的虛假謊言。

圖片由蔡崇隆提供「台灣對於政治犯透過選舉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對待,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政治明星,甚至還當了總統;但多氯聯苯受害者基本上還是在社會的角落,默默生活。對我來說這落差很大,到底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看到的是政治人物的成敗?還是應該要看到這些跟我們一樣身分的人的命運?我們到底該關注哪邊,這是我對自己的提醒。」蔡崇隆顯得有些激動。

但即使完成這部紀錄片,蔡崇隆仍有不少遺憾。當年兩千多位受害者,如今有許多人早已不知去向,不願意接受訪問的大有人在,那些在童年遭逢重大苦痛的人,也因為時間和個性的沖刷,選擇逐漸淡忘、避而不提;與毒共存的人們所懷孕的下一代,毒素也因為傳染而在孩子的身上造成影響,這些問題和處境卻鮮少被理解與重視。

時隔30年,油症受害者的遭遇卻和過去並無二致,沒有獲得公平的對待。許多人拿著「油症卡」去就醫,卻因為醫院的護理人員及醫生完全不曉得曾有這個事件發生,而誤以為對方拿著中油加油卡來看病,荒謬的程度完全暴露了我們對於公衛教育和環境災難歷史的無知和匱乏;而放眼過去,留下詳細文字或影像資料的,也只有《人間》雜誌的幾篇報導而已。

說到這裡,蔡崇隆以日本七0年代公害事件「水俁病」為例,說明當環境災害發生時,馬上有紀錄片導演進入追蹤報導,並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向社會大眾發聲,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珍貴的紀錄片,帶給日本社會和世界很大的震撼及反省。他口中的這位導演,正是去年過世的的日本紀錄片大師土本典昭(Noriaki Tsuchimoto)。

以映演點燃紀錄片的柴火

《油症─與毒共存》完成之後,發行公司(同喜文化)申請到了國藝會的映演補助,而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全國巡迴放映和座談,放映地點包括了惠明學校、彰化文武廟、獨立書店、各個大學校校、博物館、影展…等等,共計38場。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也要讓大家看見油症受害者與毒害搏鬥的勇氣和精神。

如此密集的場次和數量,讓人不禁覺得這實在太瘋狂!太賣命了!

圖片由蔡崇隆提供《油症》在台北的首映記者會後,蔡崇隆於官方部落格上寫著:「做紀錄片除了賺錢維生、參展成名、滿足創作慾、為社會留下歷史紀錄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一直希望它成為可以燃燒的柴火,而不是被供起來瞻仰的名山。因為它既然來自於人間,回歸自然也很正常。」此外,他還表示這些拍片的素材如果有人需要,或有人要繼續做油症的紀錄,他願意無償提供。

事實上,除了拍攝油症咒紀錄片之外,蔡崇隆也邀請了陳昭如和周富美兩位優秀記者,策劃了油症受害者的報導文學專書,並推促了「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成立。這些都是因為紀錄片柴火而燒出的寶貝。

我好奇地問他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願意一直從事紀錄片的工作,甚至是為弱勢者發聲。是為了滿足藝術創作慾嗎?是討厭不公平的事情?是因為觀眾的回饋嗎?還是……

蔡崇隆突然陷入了沉思,搔了搔頭,然後以像是要很吃力地才能將話珠織串起來的口吻說:「我從觀眾的身上得到很多回饋,而且大多是正面的。但最鼓勵我的是,拍攝《油症》這部片,那些我所紀錄的因為毒害而影響了一生的人,好像有藉著拍攝紀錄片讓他們把心裡長期壓抑、積壓的負面的東西或能量釋放出來了。可能是一些話語或一些能量,這是我們雙方才會感受到的,是一種信任關係。如果說《油症》這部影片有一些正面影響或能量,不是因為片子好看或不好看,而是從這邊來的。」

當這些話語緩緩地從蔡崇隆的口中吐出,我彷彿從他滿足而略帶怯羞的表情上,看見了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擁有的堅定信念,一份對社會公義的溫柔堅持,也領略到了從事紀錄片工作所獨有的,一種難以言說的至高無上的幸福。

《油症─與毒共存》官方部落格

※本文轉載自「電影‧人生‧夢」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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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360°|應對氣候變化 人權律師責無旁貸

作者:Patrick Schroeder(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國際顧問);翻譯:東峻

帕特里克·施罗德呼吁法律行动应更多的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应对上来。  图片来源:Lu Guang / 绿色和平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讓新領域的專業人士參與進來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然而,很多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點。中國與歐洲兩地的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律師在內,還錯誤地認為減緩氣候變化就需要以經濟增長和人類進步為代價。

上個月,愛爾蘭高威大學召開的第22屆歐盟—中國人權問題研討會的一個議題就是人權與環境問題。在參加此次研討會以及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展開的中歐對話過程中,我對這一問題就深有感觸。

近期歐盟的排放資料顯示,降低排放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是有可能的。1990年迄今,歐盟27國的GDP增長了48%,而溫室氣體排放卻降低了18%。加上清潔發展機制(CDM)抵消的碳排放的話,降低幅度甚至會更高——大約在20%左右。所以說,儘管歐盟並未提高其2020年的減排目標,但卻已經提前9年完成了目標。然而,在解決那些產自中國、銷往歐盟的產品中所包含的碳排放問題上,還需要中歐雙方加強彼此的合作。

去碳化的成本並沒有人們通常認為的那麼高昂,尤其是在及早採取措施的情況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最新研究顯示,即便是2100年的CO2濃度目標為410ppm,如果能夠即刻推出氣候政策,減緩氣候變化的成本也能控制在全球GDP的1%以下。但是,氣候變化政策如果遲遲不能推出的話——就像目前我們在大多數國家看到的那樣,成本就會大大增加。同時,缺乏強有力的碳價格信號也會繼續推動世界沿著一條碳排放密集型的發展軌跡走下去。

那麼,律師又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從各國權益出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非常重要,而法學專家則能夠在責任與公正的激辯中做出重要貢獻。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背景下,傳統的「發展權」已經完善成為一個新的理念:「公平獲得永續發展」的權利。這一理念不僅考慮了氣候保護的原則,同時也考慮了全球公平性原則。

關於公平一詞的確切定義,以及公平原則的實施方案目前還未明確。本周還將在多哈就此繼續進行討論。即便如此,取得的這一進展仍然意味著,不加調整地發展高碳經濟不再被看做是集體或個人的權利,因為這將給其他國家和後世子孫的可持續發展權帶來負面影響。

富裕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性排放早已大大減少了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餘地。雖然2011年歐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達到人均7.5噸,但是,鑒於其歷史排放量,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問題上仍然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換句話說,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讓大氣不堪重負了。而這些早已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才是導致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全球變暖、致使世界上很多最不發達國家遭受乾旱洪水等極端天氣影響的罪魁禍首。

進入21世紀,影響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的不僅僅是工業化國家的排放,基礎四國——巴西、南非、印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當前和未來全球排放中所占份額也在快速增加。

此次討論中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溫室發展權框架》。該框架以各國在氣候變化過程中所負有的責任及其能力為基礎,促成責任的公平化。此外,還可以利用這一框架來發現和量化各國所負有的歷史責任及其未來應該承擔的責任。例如,1990年至2010年間,雖然歐盟27國和中國的累積排放相差不多,但是,歐盟應該承擔的責任卻比中國大得多。其原因就是,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排放是為了滿足其眾多人口的基本需求,而歐盟的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較小人口基數上的「奢侈性」排放。

鑒於其所負有的歷史責任和氣候變化的緊迫性,歐洲需要在氣候、能源及其他相關領域推出強有力的政策,從而使本地區沿著溫升低於2度的道路發展。只有這樣,歐洲才能踐行其責任,履行自己「份內的」減排義務,從而避免氣候發生危險性變化。尤為關鍵的是,歐盟2020年的減排目標與1990年相比應該至少降低40%。

中國的排放何時會達到峰值?

與歐洲各國相比,中國在氣候變化過程中所負有的歷史責任要低得多。然而,中國的排放卻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不斷快速增長。2011年,中國的人均排放量為7.2噸,低於歐盟水準。而2011年全球主要排放國分別為中國(29%)、美國(16%)、歐盟(11%)、印度(6%)、俄聯邦(5%)、日本(4%)。

中國對於氣候變化所負有的責任及其肩負的應對責任將會越來越大。其絕對排放量,以及在全球排放總量中所占份額的快速增長也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目前提出的,到2020年其單位GDP排放強度將在2005年基礎上降低40%~45%的目標是否合適。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在國際談判的背景下,尤其是與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非常低的減排目標相比,這一目標不僅充分,而且恰當。目前,發展中國家承諾的減排目標中CO2減排總量要高於發達國家的二氧化碳減排總量。除非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展示出更大的決心,否則,我們沒辦法期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高他們的減排目標。

然而,不幸的是,從整體環境和近期氣候科學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的減排目標仍然不夠。為了保障那些生活在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的人民,以及那些生活在欠發達地區的中國貧困人口的氣候安全,中國還需進一步提高其2020年減排目標。此外,中國還需要比目前的排放趨勢更早地達到排放峰值。

如果2030年或2030年以後排放達到峰值的話,要想確保全球溫升保持在2度以下就為時過晚了,更不用說小島嶼國家和很多最不發達國家所要求的1.5度溫升了。為了這一線的機會,中國,至少其東部發達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需要在2020年前後達到峰值。

歐盟和中國應更加緊密地合作,增強公眾在氣候變化相關問題上的參與度。如果想要在各方責任、可持續發展權利、公平等複雜的問題上尋求一致的意見,那麼,包括律師在內的群體展開更加廣泛的政治對話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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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改革路徑圖快起步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發表日期2012年12月7日。

※看中英文對照,並和中外讀者一起討論,請點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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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39種外來魚類 入侵琵琶湖

本報2012年12月20日綜合外電報導,徐婉螢編譯,翁御棋審校

琵琶湖發現的外來種「多鰭魚」,滋賀縣水產試驗場提供。日本滋賀縣水產實驗場在最近的研究中發現,在琵琶湖第一次發現原產於非洲、以捕食小魚和昆蟲等維生的外來魚種「多鰭魚」,這種魚長約36.7公分,重約402公克。

研究者認為,琵琶湖中之所以發現外來魚種,和觀賞用魚的放生脫不了關係,並表示「這些行為將會對生態系系造成不良影響的危險,希望大家能不要放生。」

該實驗場在彥根市琵琶湖也發現了棲息於湖內的39種太陽魚科(black bass)及藍鰓太陽魚。基本上這些魚種原本應該是生活在非洲的沼澤中,而大型魚種還可生長到將近1公尺,牠們「適合25度左右的高水溫,因此不太適合在琵琶湖繁殖」,   琵琶湖管理單位決定要加以驅除。

根據漁業調整規則,琵琶湖受到規範,禁止無照流放魚隻,違法者將處以役期6個月以下或10萬元以下的罰款等。

※ 參考資料:日本讀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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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守護者激烈護鯨 美法院下禁令

摘錄自2012年12月19日台灣醒報報導

以破壞、衝撞捕鯨船聞名的「海洋守護者」,奔走四海阻止人類對鯨魚的捕殺,但其爭議的激烈手段卻也讓日本捕鯨團體發動跨海訴訟,美國法庭18日對海洋守護者美國總部下達禁制命令,消息傳開後,日本方面立即表達了對正義伸張的支持,但海洋守護者也表示絕不妥協的護鯨決心。

美國聯邦第九巡迴法庭18日晚間對護鯨團體海洋守護者發出禁制命令,禁止該團體旗下所有船隻「對任何船隻發起攻擊行動」,同時在公海航行範圍內更不得「接近捕鯨艦隊500碼以內」,或做出任何侵略性的航行舉動。

1977年成立海洋守護者,以激烈的護漁手段聞名,其不僅針對日本惡名昭彰的捕鯨船團發起攻擊與騷擾,對於其他國家,甚至海豹、鯊魚等的獵捕行為都是「海洋守望」的行動對象。而為阻止捕鯨行為對海洋生態的破壞,其麾下艦隊時常對捕鯨船採取激進的「衝撞攻擊」, 數來更也擊沉了不少捕鯨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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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開放巴拉刈當落葉劑 化學品管制開倒車?

本報2012年12月20日台北訊,特約記者廖靜蕙報導

紅豆是高屏地區的秋冬裡作,為了方便採收,農民都會私下使用除草劑來落葉,近日高雄區農改場則輔導農民用「巴拉刈」當紅豆採收前的落葉劑,認為收穫前7天使用,2天後殘留量就可低於我國訂定的殘留容許量,「消費者食用安全無虞」。

然而,為了配合機器採收開放巴拉刈,不無化學品管制開倒車的疑慮;也有研究指出,容易取得、傷害性大的巴拉刈,可能造成使用者神經性損傷。

紅豆收穫前施用巴拉刈落葉劑落葉情形。(圖片來源:高雄區農改場)

巴拉刈可能導致帕金森氏症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表示,紅豆收穫前7天,使用24%巴拉刈(paraquat)溶液200倍,2天後殘留量就已消退到0.05ppm以下,遠低於我國訂定的殘留容許量0.2ppm,呼籲「不必聽信沒有科學根據的傳言。」

高雄場卻完全未提及對施用巴拉刈農民的風險。根據維基百科「paraquat」,其中一份2011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使用巴拉刈或類似的殺蟲劑,氧化作用使細胞組織受到損害,很可能導致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在老鼠的實驗中,也顯示神經自主性出現困難。

無論後端消費者食用是否安全無虞,對於調配、使用巴拉刈的農業從業人員,卻可能造成的影響,難道這就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傳言」嗎?

配合機器  生命也得規格化

紅豆生南國,鮮紅欲滴素為國人喜愛的食補。(攝影:游藝)紅豆是高屏地區秋冬裡作經濟作物,目前全國栽培面積每年達5,500公頃以上,以屏東縣萬丹及高雄市大寮為主要產區。

美濃農村田野學會研究員溫仲良表示,紅豆每分地利潤很低,除非種植幾十甲地,但對於台灣平均農地約5~8分的農民,種紅豆根本不划算。

在採收過程中,用機器採收就必須讓植栽、豆莢完全乾燥,否則會影響機具運作及籽粒品質,並增加產品調製成本,如此一來就必須使用落葉劑再採收;換句話說,使用落葉劑進行乾燥,是為了配合採收機。

溫仲良直言,若以人工採收,所衍生的成本,可能讓價格翻漲一倍。

「機器的發明原本是用來服務人類,結果卻必須種出規格一致的作物才能使用」溫仲良認為這證明科技對人性的異化。他舉基改玉米為例,除了抗除草劑或殺草劑,更重要的是控制玉米長成相同的規格以方便採收。

溫仲良也說,科技有其侷限,對於多樣化而獨特的生命,例如容許作物融入在環境中自由生長的有機耕作,就無法使用機器。「而資本主義市場運作的原理,就是透過機械化量產來發揮最大的邊際效益」。

醫生建議禁用巴拉刈

巴拉刈已於2011年8月,經農業委員會正式核准使用。據傳,在此之前,民間各式落葉劑盡出,也要求農委會能提出合法使用的成分,再加上外銷到日本也通過檢驗;在此背景下,農委會開放巴拉刈當落葉劑。

各國民間不斷倡議停止使用巴拉刈(Stop Paraquat),據林口長庚醫院毒物科醫師林杰樑11日在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中發表的報告,自1962年巴拉刈除草劑發明以來,全球有超過300萬人因巴拉刈中毒死亡。台灣喝農藥自殺者中,有一半是巴拉刈。林杰樑表示,巴拉刈只要喝10CC就會致命、容易取得、傷害性大,希望主管機關禁用。

註釋

裡作:農作物在第二期作之後至次年第一期作之前期間種植。台灣主要有春作及夏作兩個栽培適期;但在中、南部,由11月到次年2月冬季期間,實際低溫日數不多(除寒流來襲外)且日照充足,有部分短期豆科、蔬菜作物或其他高價值經濟作物,仍可生長良好,謂之秋裡作或冬季裡作。(資料來源:農委會

巴拉刈(資料來源:高雄區農改場)

巴拉刈是一種廣效性除草劑,適用於各種雜草防除,台灣在1968年即核准登記使用,目前 僅有 24%溶液一種劑型上市;巴拉刈屬於接觸性殺草劑,沒有移行性,容易被紫外光分解;藥劑經葉部吸收後,在細胞內很容易被具活性的自由基氧化,破壞植物細胞 膜,殺草作用快速,在強光下數小時後,就會顯現殺草效果。

惟一缺點是其口服急毒性高,而且目前還沒有解毒劑,誤服或刻意使用,死亡率超過7成,而且過程極為痛苦;為防範其被誤食或濫用,政府已將其列為劇毒農藥管制,並規定業者須在藥劑中加入染色劑、苦味劑、臭味劑及催吐劑,以防止民眾不當使用。

巴拉刈一旦與土壤接觸即被固定並迅速分解,沒有土壤殘留問題或萌前殺草作用,如依推薦濃度(200倍)施用於紅豆,第2天殘留量就衰退到0.05ppm(百 萬分比)以下,遠低於我國訂定的容許量(0.2ppm),同時也符合其他國家的殘留容許標準(美國0.3ppm、日本0.05ppm),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第73屆農藥技術諮議會於2011年8月11日,經審查田間試驗報告後,依科學證據,陳報農委會公告核准使用,當作紅豆落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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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四期廢水 傾向排濁水溪

摘錄自2012年12月19日中央社台北報導

行政院環保署長沈世宏、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等人,19日下午到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針對「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水資源調配及廢水排放影響」專案報告。據各單位報告指出,中科四期廢水傾向排放濁水溪。

中科四期是中科管理局在民國98年規劃在彰化縣二林鎮開發,面積635公頃,開發用地主要為台糖土地,預計將引進光電等產業。但因「光電大廠取消進駐」等問題,決定以「產業調整為低用水、低排放產業」等3原則加以調整,在101年9月向環保署重提環差變更,進行園區調整。

環團及在地居民則憂心,每年2萬噸廢水排入濁水溪,水源供應依舊會與農業用水搶水,並有污染濁水溪問題。田秋堇認為,國科會沒有要求廠商廢水全回收,有便宜行事之嫌;聲稱廢水直接排放濁水溪不會污染灌溉用水,也有欺騙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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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舊手機成嚴重污染環境殺手

摘錄自2012年12月18日經濟參考報深圳報導

山寨手機一詞,最早源於深圳華強北商業街生產的低端手機。作為亞洲最大的電子產品集散中心,這裡曾雲集了2000多家與手機相關的商鋪。如今正在經歷蕭條冷落的寒冬。但由於廢舊手機回收體系的不健全,每年大量淘汰的廢舊手機成為嚴重污染環境的殺手。因而,業界人士認為,中國有待建立一套完整的廢舊手機手機回收制度。

自從手機從功能機時代進入智能機時代以來,隨著新功能的不斷出現和硬件的持續升級,手機市場已經歷了多次換機潮,而數量龐大的淘汰機去向也引起了業內人士的注意。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之前發布的《化電子垃圾為資源》報告說,目前全球每年廢棄的手機約有4億支,其中中國有近1億支,回收率卻不足1%。而在上海,每年淘汰的手機至少有400-500萬支,但像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有限公司卻常年處於最多的一個月也就收到了500部,僅占市場總量的1%。

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副會長潘永剛對記者表示,一噸廢手機,經過加工提煉後,能產生300-400克的黃金,500克左右的白銀。然而,大量可再生的廢舊手機並沒有進入正規回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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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報導|那一場薛西佛斯式(sisyphean)的氣候談判

作者:陳偉恩(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杜哈氣候談判現場(UNFCCC提供)希臘神話中有一個「薛西佛斯」神話,敘述的是一個得罪希臘諸神的國王薛西佛斯,被宙斯懲罰必須日以繼夜的推石上山,但是每當他接近山頂的同時,石頭卻會滾回山腳,永無止盡地「推石、滾落、再推石」成為薛西佛斯的宿命。「薛西佛斯式」(sisyphean)更意指一場「徒勞無功、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

國際氣候談判正是一場薛西佛斯式的現代神話。20年來的談判結果都不盡人意,極端氣候現象卻日益加劇。此次卡達(Qatar)談判期間,菲律賓適逢颱風寶發(Bopha)襲擊,其代表 Naderev Saño在提及有500名國人受難、近25萬人流離失所時,不禁哽咽引用美國民權人士John Lewis的名句質問,改變的責任「不是我們扛,是誰?不是現在,更待何時?」(If not us,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最後更加上一句「不在這裡,又在哪裡?」(If not here, then where ?)。此外,氣候公約秘書長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亦在會場落淚,擔心下一世代的生存無以為繼。每一年的氣候談判,面臨氣候威脅的各國代表們,各各如同薛西佛斯推石上山,只是能解除這一困境的宙斯,是誰?又在哪?

不在這裡,又在哪裡?

或許,對抗氣候變遷不是只有一個戰場。前愛爾蘭總統、前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的Mary Robinson表示,氣候變遷橫跨各個議題領域的同時,只冀望UNFCCC是不切實際也不足的。她日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推動「氣候變遷與人權」的因應措施,希望導入人權思維,突破氣候談判的僵局。因此,UNFCCC只是其中一個戰場,其它的國際機制也可以對抗全球暖化現象。

這不僅是Robinson女士的個人之見,也是國際間的主要趨勢。諸多國際環境公約被視為可以處理氣候變遷議題的間接手段,如「蒙特婁議定書」、「長程越界空氣污染公約」都可以嘗試將溫室氣體的碳源納入管制;2009年的「貿易與氣候變遷報告」也揭示了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氣候議題的關注。至於一些「減量俱樂部」的發展也值得注意,像是參與成員含括全球碳排放80%「主要經濟體能源和氣候論壇」、「氣候和清潔空氣聯盟」,而「亞太潔淨發展與氣候合作夥伴」也是亞太國家首度就氣候議題進行合作的嘗試。此外,八國集團(G8)、20國集團(G20)也都開始討論氣候變遷議題。誠如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研究員Harro van Asselt所指出,這些機制可謂「全員出動」(all hands on deck)了。

全員出動,那台灣呢?

無獨有偶,台灣政府也推出了「全員出動」(all hands on deck)的廣告文宣,大肆地向國際社會宣告台灣已經「準備、願意和有能力」(Ready, Willing and Able)與各國一同因應氣候變遷危機。但這個訴求卻是個漫天大謊,首先是台灣行政當局擬定一個沒有具體減量目標與時程的「溫室氣體減量法」,也未納入任何的強制手段,僅鼓勵企業自願減量。再者,這個沒有牙齒、沒有目標的紙老虎,靜靜地躺在立法院已六年,立委諸公無力也無心通過。就此可知,台灣社會對於「減碳」這件事情是沒有共識的,既無共識,怎可貿然向國際宣告台灣已經「準備、願意和有能力」對抗氣候變遷。

台灣若想要有意義的參與UNFCCC,就必須設想好自己的定位。身為第23大經濟體的台灣,碳排放也高居全球第23名,台灣是否要將自身定位為附件一國家,承擔起首要的減量責任?抑或荒謬的佯稱自己屬於小島國家聯盟,強調自己也是氣候變遷下的受害者。此外,既然要有意義的參與,若國際現實使我們不得其門而入UNFCCC,那其他的國際機制、減量俱樂部,台灣是否有參與的可能?最後,此次卡達會議最熱門的議題在於,是否要「補償」貧窮國家因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損害,台灣在此議題上的態度又為何?簡言之,台灣在「減碳」一事上,對外無法做出國際承諾,對內於法無據,社會又缺乏共識的情況下,高呼「準備、願意和有能力」對抗氣候變遷,恰當嗎?

氣候變遷沒有B計畫

前英國氣候變遷特別代表John Ashton曾表示,氣候變遷沒有B計畫,一個沒有法律拘束力,由各國在自願基礎上進行減量是不切實際的。台灣當以此為戒,社會應當儘速達成減碳共識,並通過有實質內涵的「溫減法」,參與包涵UNFCCC在內的所有國際機制。否則,當有天薛西佛斯們真的將石頭推上山頂時,台灣不僅未做出貢獻,還會被指責是站在傲慢諸神的那一方。

※ 本文部份內容已刊載2012.12.18台灣蘋果日報論壇,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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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纜車爬過北投樹屋,愛書人被當猴子?

作者:路仁教授

旅行東京坐地鐵上,人人都在閱讀,心靈像插到書香充電;在台北捷運上,大家多東張西望,少數人玩著智慧手機,手指快速翻轉。「文化從閱讀與村落開始,」文化部長強調慢活與閱讀能沈澱心靈、孕育文化,但捷運上的我,只嗅到惶惶不安的氛圍。

北投圖書館,取自我們的島節目坐新北投支線卻不同,車行特別慢,窗外從山景轉為村落時,閱讀氛圍在前方等待。我叫新北投為小村落,縱使她位於繁華台北,因為百年來溫泉文化的洗滌,山、沼澤與平原靈氣的吐納,讓她悠閒得不得了。

步出捷運站,走向樹屋圖書館,「北投融合閱讀與村落,會孕育什麼文化?」思緒繚繞我腦海。沿著溪畔而走,微風拂過臉頰,北投藝術節的海報像透露答案,引誘我繞了大彎,到溫泉博物館旁的表演廣場,欣賞「巷弄人聲傳唱」。

半圓形的座位坐滿人,主持人說人聲才能傳達溫暖,忽然藏於座位間的表演者一個個站起,清唱「舊情綿綿」。在音樂廳聽音樂,表演者立於舞台,現在表演者在旁以多重音部唱,對指揮來說真是挑戰,何況表演者都是素人,月前才從在地募集。

表演帶來熱烈掌聲,許多人聽得陶醉。文化確實起於村莊,因為在大自然的靈氣、人腳步放慢中,耳朵甦醒了,想聽見從另一個聲音傳來的溫暖,心甦醒了,覺得每個靈魂都有創作美的渴望,想吟唱昇華生命。人與人,如此貼近的交流,這就是文化。

「巷弄人聲傳唱」不只在廣場唱,也在許多角落不斷哼唱,將溫暖傳出去。而人聲傳唱,只是北投生活藝術節的片段,還有市民劇場在嘗試新題材,風鈴搖曳新裝置藝術。而藝術節只是北投文化生活的一曲,八頭里仁協會等在地團體,參與各式活動,讓表演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接近生活。

走出表演區,回到樹屋圖書館,另一種感動油然而生。在她入選世界最美的圖書館前,我已為她著迷,因為我既愛環保也愛閱讀,喜愛兩者合一的佳作。看愛書人穿流樹屋圖書館,感覺到人對知識的愛戀在瀰漫,而讀書會活動,也從這美麗的基地出發,傳向北投角落。

多麼美麗的北投,印證文化部長「文化從閱讀與村莊開始」的預言。只是很可惜,美麗總是遭忌,因為一條纜車線即將從新北投捷運站發起,帶來無數的汽車,驅走北投悠閒的慢活文化,也帶來旅遊人潮,用200元高票價往返陽明山,從天空俯瞰,享受刺激的樂趣。

可這樣,我還會想去北投嗎?「看到樹屋圖書館了嗎?那是進去看書的!」想像走進樹屋時,有人在天空指著樹屋與我說,像坐貓空纜車時,指著樹與猴子說,我就渾身不自在。2012年12月21日,是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也是北投纜車進入環評時,此時的我,恐懼已在醞釀。

「你們真要在這充滿慢活文化的地方,蓋娛樂性纜車?」請環評委員仔細想。2012年12月21日,人類也許還沒經歷末日審判,但很多很多年後,後代子孫總會來審判今天我們做的一切,看看究竟是誰,在傳說中的末日那天,將北投的慢活文化送進末日。

轉載自路仁教授談教育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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