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南部的小國「賴索托」有39%人正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世界銀行統計，賴索托有60%人口活在國際貧窮線下，1天收入只有43元新台幣，沒錢也沒得吃，因為賴索托深受極端氣候影響，即便現在是夏天雨季，不見得會準時下雨，要不一下雨就釀災，而且同天內歷經炙熱的高溫、大雨、冰雹．賴索托這個高原王國，夏天溫暖、冬天下雪，連年鬧饑荒，說的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糧荒悲歌。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賴索托有60%人口活在國際貧窮線下，也就是每天收入只有1.5美元，相當於43元新台幣。沒錢沒資源，這個被南非包圍的內陸國家，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賴索托土地的貧瘠讓人訝異，

賴索托的山地，佔領土2/3，適合耕種面積只有10%左右，像當地人告訴我們眼前這片土地，已經出現侵入性植物，無法再耕種，大地已經乾涸太久了。

雷聲大作，讓賴索托大地甦醒，溫度驟降釀成冰雹暴雨，天降甘霖，隨之而來的是煩惱。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杜明翰：「溫室效應造成的極端型氣候，對所有農民來講，第一個就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下雨，下雨的時候雨量會很大。」

惡性循環，大雨一沖刷，賴索托隨處肉眼就能辨別的特殊地貌，被稱為「沖溝」，正是每一次災難留下的烙印。賴索托世展會人員哈維奇：「如果大水來得速度快，把表土都沖光了，那個沖溝大概有6到10公尺深、6公尺寬，造成原因就是水流沒有辦法控制。」

而且糧食一半都靠進口，連年都鬧饑荒，聯合國農糧組織最新統計，全球飢餓人口高達9.25億，平均每6秒有1名兒童死於飢餓或營養不良，其中就包括賴索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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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由台灣藝文界主動發起的「我是人，我反核」連署活動，以各式各樣的 「藝術表達」方式，發動連署、遊行、音樂會，甚至上傳各式各樣人字形照片等，來表達反核宣言，插畫家們也不落人後，台中的影像及插畫工作者黃米露，就在網路上號召創作者以一人一畫的方式，上傳臉書，散布反核理念，短短3個月集了100多位插畫家共襄盛舉，所有作品目前在高雄旗山文化生活園區展出。

「我希望活動能持續進行到台灣的核電廠宣布停止運作的那天為止。」黃米露是六年級生，從事插畫經紀工作，她表示，去年6月日本知名藝術家奈良美智親手繪製手持「No Nukes」標語的「反核女孩」，響應日本反核聲浪，引起廣大迴響，她認為台灣的創作者也應該站出來守護自己的土地，於是開始和插畫家們串聯，希望從反核海報著手，沒想到反應出奇熱烈，募集海報的活動目前仍持續中。

插畫家們費盡巧思，傳達自己的理念，活躍於廣告、平面設計的插畫雙人組○四一六，讓筆下人物紛紛高舉雙手、露出腋毛，對核能說「不」，以幽默的方式展現不計代價「反核到底」的決心。

來自香港的C Chung，則以年輕愛侶在核電廠前拍照留念，諷刺大眾輕忽核能的危險性，認為大眾或許將「災難當成拍照的布景板」，卻忘了核電安全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

黃米露表示，當中的十二幅插畫也出版成「反核年曆」募款，作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推動反核的經費，未來「反核城市插畫聯展」也將開放給一般展覽空間及學校機構申請，希望能藉由展覽讓大眾及莘莘學子，充分了解反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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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不是核工專家，你怎麼能來跟我們談核電的問題？」

「政府跟專家又不是笨蛋，既然核電廠這麼危險、而且我們沒有核電也不缺電，那為什麼還要用？」

「台灣比歐洲的發展慢了幾百年，要怎麼做到不用核電、又怎麼做到經濟成長跟用電需求脫鉤？」

這些問題，是重新思考零核電講座，至今花了4個月時間、跑了全台50個場次、接觸了從13歲到60歲的人後，令我印象最深的聽眾提問。

印象深刻，是因為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其實打從開始接觸反核議題，就自我反覆詰問、說服至今，也總要在「走出家門、參與社運活動、對公共政策提出意見」前的第一關，就先面對父母親「你又不是學者或官員，你為什麼要去管那些事？」的質疑，面對少數朋友「對國家大事這麼熱衷，你選立委我一定支持！」的挖苦。

走出專業侷限 實踐公共討論

是的，我們不是核工或者任何領域的「專家」、我們的20多位種子講師，有的任職於傳統製造業或科技業、有的在工會工作、有的從事藝術創作、有的是小農、有的是社會人文領域的學生，沒有人出身核工相關領域，我們都不是所謂的核工專家。然而，講座的目的，也不在於提供專業的答案，而是把我們認為過去鮮少被看見與討論的資訊（裡頭很多資料其實也來自台電或政府部門）攤開來，試圖拉出更多不同看待問題的視角、創造更多討論與選擇的空間。問題不在於核工本身的專業、不在於專家多少的保證，而在於我們究竟如何去想像能源政策之於個體、之於社會整體發展的關聯？

核電當然牽涉專業，但是當它過度侷限在工程技術與能源效益的評估，而缺少了其他各個領域的公共參與空間，它就該是一個必須被詳盡檢討的政策。尤其台灣的核電政策是戒嚴時期的產物、是中華民國政權與美國外交關係的籌碼，它早一開始就不只是單純的專業問題。

在這個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裡，我們是多麼習於將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從食衣住行到教育、醫療、經濟等等，托付於各行各業的專家；而電力的生產，向來是處在這個分工社會光譜裡最「專業」那端的技術之一，也是我們理所當然認為不應該出錯、也不會出錯的的一個環節。

然而，每一個專業領域在研究、分析方法上、以及能夠挖掘與解決問題的面向都各有侷限，既然核電廠是這樣一個具有高度風險的公共建設，牽涉的不僅是工程技術、供電與經濟效益，更牽動者地方的生態、地貌、人文、社會網絡，以及國家整體的資源分配，我們又怎能期待僅僅靠著核工學者、台電、原能會與經濟部，就能夠完整全面的做出評估與判斷？

紀錄片《貢寮你好嗎？》中有一段訪談就如此提醒著，貢寮的居民比任何一個專家都了解核電廠帶來的威脅，他們世世代代在這裡討生活，每天都感受著海洋、溪流、土地因著核四廠工程所帶來的改變，有誰比他們更清楚核電早在發電前就逐步釀成的傷害？

2011年福島核災的發生震驚了世界，在人們印象中向來極度重視紀律與精準的日本，怎會在核電廠的防災以及災後的應變上，出現如此重大的閃失？真正的問題根源，究竟是日本核工專家的專業不足，還是核電的管理技術本身因其高度複雜度所相應產生的高度風險，抑或其實是日本國民對核工專家、業者與政府長期的過度信任？

從反省核電極權 想像另一種發展途徑的可能

在足以簡短回答文章一開頭的這些問題之前，或許可以先問的，是這個專家、技術官僚的權力位置，究竟如何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型塑了這個社會的種種運作機制？我們是否能夠藉由對個體之於社會、國家的之間關係的探尋，進而找到自己不做為專家，而僅僅作為這個社會一份子所潛藏的能動性、介入公共政策的正當性？我們是否能從對核電安全的質疑，延伸到對這種大型、集中的發電方式背後既得經濟、政治利益結構的根本反省，進而試圖鬆動、翻轉目前既有的權力配置方式，去想像另一種更接近公共的、更不那麼菁英的能源、產業甚至經濟發展途徑？即便台灣不是德國、不是丹麥，我們有不同的地理環境、有不同的資源條件，我們即便無法在短時間內做到用電需求與經濟成長脫鉤，但如果我們已經曉得，這樣的圖像是可能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想不想改變、我們要如何做出選擇、怎麼創造條件、怎麼實踐。

專家不是笨蛋，但是專家有其專業領域的限制；官員也不是笨蛋，但就如同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般，對政府官員來說則是「Not In My Term」，意即「任何重大的決策，儘量不要發生在我任內」。回顧爭議重重的核四存廢議題，當2011年總統大選前，馬英九提出以訴求「務實、不過度理想」，且確保核四安全才運轉的「穩健減核」政策、蔡英文則以「社會成本」為由而提出核四「續建不運轉」的主張，正說明了，對政治人物來說的每一步決定，最優先、最實際的考量當然是政治算計下的結果。民間只能藉者掌握自己的力量、施壓，也才能在時機來臨時，改變政府的既定政策。

※ 本文轉載自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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