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海島永續發展需要環境倫理
長年來，我在環境社會學研究的著力和用心，是從地方環境反公害抗爭開始，那可說是正統社會運動理論運用和實踐，一做就是1980年代的十年。到了1990年代，我領悟到地方社會和民眾環境受害意識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污染者（主要是公民營各類企業）一而再、再而三無視政府環境公權力的存在和力量，既無企業責任，又無企業倫理，而其背後就是政府無能力樹立「重環境、尊生態」的立國及治國精神，又沒辦法制訂有效執行的環境生態政策、策略和方針。因此，我與一群為數不少的「親」環境社會科學家從1990年代到本世紀這幾年陸續出版「台灣2000年」（1993）、「永續台灣2011」（2003）、「綠色藍圖：邁向台灣的地方永續發展」（2005）和「深耕地方永續發展：台灣九縣市總體檢」（2007）。這幾本書的內容都有明顯的政策意涵，一是呼籲政府和全民重新體認台灣是一海島（生態）國家的本質；二是基於此海島認同，從而嚴肅建構海島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