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9月08日
作者：朱惟君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學界因此提出批判，認為「國家公園署」最大的缺失就是：未能「有系統地鑑定園區內的資源及定期監測其變遷」，所以無法獲得「可靠的知識」以進行較適當的管理。也因此，美國內政部終於在一九九五年重組國家公園署組織時，增僱相關研究人員；足見健全生物資源的研究監測，正是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基礎。
例如當研究結果顯示：棲地規模正攸關著保育成敗時，「生態廊道」的概念便應運而生。而當事實突顯出：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正是社會與生態交互影響下的結果時，整合經濟、社會、人類、法律和政治學因此成為必須，尤其應當重視地方需求與社區保育，這正是「參與式經營管理」可著力處。
在實際執行層面，舉例來說，生物多樣性保育並不以維持現狀為滿足，而是希望透過更積極的作為，盡可能重建受到干擾的生態系能回復到原始的自然狀態。例如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已開始於七家灣溪拆除攔砂壩，以期逐漸恢復溪流的原有生態環境。
同時，維繫生物多樣性更能創造經濟與保育的良性互惠。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在1990年代，即提出多項生物資源探勘方案，結合行政、學術與產業共同開發保護區內的生物資源，並將所衍生的利益分享全民；其中最著名與成功的案例也發生在黃石國家公園──由管理當局與Diversa公司展開微生物多樣性資源開發合作計畫，估計在20年內將可創造出維護與保育黃石國家公園所需的絕大部分經費。
隨著保育思潮的不斷演進，我們可清晰看到國家公園管理政策相應調整的軌跡：傳統的國家公園以保護地景、瀕危明星物種與提供觀光遊憩為其發展目標；現代化的國家公園則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育以及促進資源的永續利用──持續謀求人與自然雙贏的契機，正是永續發展的精神所在。
本專欄與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合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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