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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 馬告的另類觀點2：環境價值與國家公園改革 (三) 作者：林益仁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2.神聖地方與歷史記憶 接下來的國家公園價值觀轉移與美國的社會變遷一樣有著密切的關係。 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設立兩個國家戰役紀念區，奇卡摩家（Chickamauga，位於喬治亞州）以及恰塔努家（Chattanooga，位於田納西州），為的是紀念在南北戰爭中令人敬佩的軍隊。南北戰爭，為一個年輕的國家注入了無比的歷史厚度，並成為後世美國人反省沉思的素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內戰的意義不再僅侷限於政治的層面，而是富涵宗教意味的。雖然兩個國家戰役紀念區並未被稱為國家公園，但是藉由對空間的保存，以達到一種對特定時空下產生的文化精神的深刻認識，卻是跟之前設立的黃石公園與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做法有相同的脈絡，在這裡是對神聖空間的保存，而前者則是對自然空間的保存。 一為文化，一為自然，有趣的是都是在特定的空間下運作，且是透過有心的社會行動者刻意運作而成就，無怪乎這些後來都納入了國家公園系統。1906年美國國會又通過國家紀念物與史蹟法案（National Monument and Antiquities Act），這個立法進一步擴充了國家公園的意義，主要是透過將更多自然或是文化景觀的保護，來表彰美國歷史的精神，因此包括歷史地標、史前與考古遺址都是必須納入的。這也是第一次美國的主流社會考慮將原住民文化列入美國歷史的一部份。在這一個立法精神下，像是在新墨西哥州的恰口文化（Chaco Culture）國家歷史公園以及吉拉崖（Gila Cliff）遺址，加州的謬爾（Muir）森林等，紛紛成立。 這一波國家公園的運動者將空間的保存從自然擴展到文化的視野，意圖將一些具有顯著歷史文化意義，且將能彰顯美國精神與認同的地點挑選出來，加以保存，同時也說明在國家公園背後價值理念上－自然與文化的對話，仍然繼續持續對話著。 3.公園管理署與羅斯福新政 國家公園管理署 在二十世紀初期國家公園背後的價值理念雖然有所變革，但是主要的設立標準還是深受浪漫主義與緬懷主義（Monumentalism）的影響，因此國家公園的地點多是在崎嶇、壯觀、令人心生敬畏的高山大水等荒野之地。雖然國家公園是根據某些價值理念設立了，但是所有的公園卻都沒有一個管理的單位來妥善管理。 一些關心國家公園的知識精英擔心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行政機關，這些國家公園很容易流於政客作秀與玩弄的素材，卻無法真正保護珍貴的自然與文化景觀，於是他們在1915年透過國會的運作設立了國家公園管理署，要求威爾遜總統將這個機制明文寫入國家公園法之中，在這些行動中一共有36個國家公園入列。可惜的是在這些國家公園中，強調文化屬性的公園並沒有被列入，問題是，制度條文中也沒有清楚地指出：怎樣才算是一個國家公園！ 一直到三、四○年代，公園管理署才在羅斯福總統新政（New Deal）的社會經濟計劃中被大大地改造，其中有稱為「公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的組織深深地影響了國家公園的命運。他們透過公共設施的建立，如道路、鐵路的興建以及住宿的改善，提昇了國家公園的公眾可及性（public accessibility），因此也改變了國家公園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印象。 1933年羅斯福總統更進一步將國家紀念區、國家戰役紀念區以及國家墓園，轉移到國家公園系統的管理之下。在這個階段，國家公園總數增至56個。1935年美國國會又通過「歷史地點保存法」，將那些能夠彰顯美國認同與精神的歷史地點納入國家公園系統的管理之下，這些舉動無疑又增加了國家公園系統的範圍。 社會大眾遊憩新寵兒 二次戰後，美國躍升為國際強權，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與工業的擴張，進一步影響國家公園的定位與功能。因為汽車的普遍化，增加一般大眾對於遙遠山區的可及性，同時也刺激了戶外旅遊的強烈需求，再加上之前羅斯福總統對於國家供公共設施的著力，促成了國家公園成為社會大眾遊憩的新寵，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1950年代關心國家公園的人士意識到國家公園的社會功能日益增加，但是相關的管理人力與資源卻相對不足的狀態，呼籲政府必須強化國家公園管理的能力與資源，包括人員的補充、道路的修補、甚至更多的科學研究調查。 這些社會情境的改變，再一次改變了國家公園的面貌，明顯地從一種浪漫、荒野的國家精神象徵，往大眾文化的消費與社會服務的面向傾斜，國家公園背後的價值理念也跟著必須調整。 (2002-09-17) 【文章連載】 【相關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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