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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 馬告的另類觀點2：環境價值與國家公園改革 (四) 作者：林益仁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4.都市公園與大眾需求 在二次戰後美國國家公園背後的價值理念已經明顯出現遊憩的需求，跟著而來的則是大眾可及性。 1950年國會授權一個名為「戶外遊憩資源調查委員會」，研究國家如何提供開放空間與遊憩需求給民眾。國會這麼做的主要理由是為了因應美國不斷擴張的都市、高速公路、住宅、商業、以及工業的發展。 經過三年研究後，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最需要戶外休閒機會的是都會地區，而散步、登山、以及野餐是最受歡迎的戶外活動，因此委員會的結論是都會區可供民眾休閒遊憩的地點太少，他們建議國家公園署必須在都會的周遭計劃更多的國家遊憩區。 國家公園的新價值觀 委員會的建議雖然是針對美國政府的政策主張，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卻是提出了一種國家公園的新價值觀，即是明顯地標誌出工業化社會中民眾的遊憩需求。在此，原先精英的、宗教靈性的、以及國家認同的崇高理念逐漸被大眾的、商業的、以及日常生活需求的價值觀取代，這樣的轉折跟美國戰後的社會變遷有著必然的關係。 因此，海岸、湖岸、以及都會公園便應運而生，這是對傳統國家公園體系中強調荒野、不可及的概念的一種挑戰。第一個國家海岸遊憩區是「鱈魚角國家海岸區」，設立之初承受了不少被批評為「非傳統國家公園」的非議。然而國家公園署也是在此時學習，如何去照顧到國家公園週遭的社區發展等社會議題。 相較於過去設立在遙遠陡峻山區的國家公園，這些都是新的事物。以鱈魚角位置的特色來看，在園區半天的車程中，便涵蓋美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密度來看，這個國家公園體系背後的價值觀似乎是不得不調整的。在此，自然與文化的對話，又因為社會條件的變遷，展開了另一個形式的辯證關係，而重點不再只是先聖、先賢、戰士、原住民，而是普羅大眾。 國家公園的價值理念也從神聖的位置，拉扯到世俗的紅塵之中。這樣的變化就是是好還是壞？如果不是從社會的變遷脈落的探討，實在很難有所判斷。 美國國家公園體系背後的價值觀 總的來講，美國國家公園體系的變遷並不是一句「無人公園」便可輕易帶過。 美國的國家公園體系背後的價值觀，也不是一層不變的，這背後涉及許多的政治角力、理念辯論、以及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單從這一點來看，也難有不需要了解發展脈絡，便直取普遍性原則的簡便做法。 更重要的是，這些價值觀的轉折通常是透過不同形式的社會行動所導致的，這些行動者有很多是社會批評家如John Muir等，也有政治人物如羅斯福總統等，更有社會團體積極的參與，總之美國國家公園體系背後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在眾聲喧嘩的吵鬧當中，爭鬥出來的。這個例子也正好反映了一個年輕國家的民主價值觀。 結 論 設立馬告國家公園爭議的始末，我們從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到，大致上是從搶救棲蘭檜木林免於純然經濟性的需求，一直到原住民為山林守護神論述中要求參與共管與自治的呼聲，這些價值理念的出現其實正逐漸地讓整個台灣的國家公園體系產生微妙的變化。 「把人找回來」的過程 大體來講，正是所謂「把人找回來」的過程。 國家公園的價值觀，從一個國家中央控管且強調生態保護與休閒遊憩的價值觀，逐漸轉變成考慮地方參與與發展、重視當地原住民生態智慧與在地管理保護能力的趨勢。這個變化，並非自然形成，而是由於不同的社會行動者在檢討國家公園體系與原住民關係當中，所磨合出來的結果，這當中自然涉及許多包含政府機關、民間保育團體、以及原住民團體的政治角力與背後的價值理念辯論。 以一個剛從威權體制轉型至年輕民主社會的台灣而言，這個轉變的經驗顯然是非常寶貴的，但更重要的是光靠理念的宣揚是不夠，馬告的議題當然不是這樣型塑而成。價值理念的形成無法在社會真空的狀態當中進行，美國的國家公園體系的形成，正說明了這一點。它從強調荒野地的浪漫主義思維，一直進展到提供市民優質的休閒環境的概念，這當中也經歷了將近一百多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許多的社會實踐，諸如政治性的談判或是政策的辯論，社會的知識精英、政治人物、公務人員、民間團體等前仆後繼的努力，才創造出如此多元價值的體系。 值此世紀之交，馬告的爭議延續至今，毋寧是一件美事，但是如何從激烈的意見衝突當中，尋求出一個協調共識的機制，以及確實落實理念（不管是自然保育或是原住民部落發展）的步驟，其實還在考驗著這個國家公園運動的每個參與者，這也將成為台灣朝向成熟民主社會的重要進程。 (2002-09-18) 【文章連載】 【相關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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