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昊

編按：本文寫於去年(2013)反核遊行之後，對環境運動的各式言論也如雨後春筍出現，作者以社會者角度觀察，並提出評論。在今年廢核遊行前夕刊出本文，希望給在討論核電存廢、考慮要不要參與遊行的讀者一些參考。過度消費與消費不足的使用者就第二點來說，質疑反核運動參與者是否「夠格」，源自另一個關切：「電價上漲的社會衝擊」，其中又含有兩個前提，其一是「要廢核，先承擔價格上漲」，其二是「電價上漲，最無聲的勞動階級最受害」。換句話說，這類關切想責難的是中產階級的行動訴求只在乎核能不安全是否危急自己性命的自保心態，但廢核後電價調漲衝擊下的勞動階級如何因應則不受重視。後者的質疑當然值得反核運動所有參與者省思，但也正因為如此，省思的視角應該先從電力消費的社會分殊特性進行，而不是著力在行動主義的道德完整性。簡單地說，社會的能源消費總量下當然至少有著過度消費的與消費不足（無能力消費）的階級差異，最應先批判的難道不是人

編按：本文寫於去年3月反核遊行後，討論在環保運動中的「階級劃分」或「階級消失」的現象。在今年廢核遊行前夕刊出本文，希望給在討論核電存廢、考慮要不要參與遊行的讀者一些參考。309廢核遊行那天，意外在學校裡聽到幾位資深教授閒聊著核四議題，其中一位滔滔不絕，其部分大意是：「核四一定蓋不起來的啦，可是電價一定會漲，現在經濟不好，最後倒霉的是誰？但反核的、搞環保的人不會在乎，他們大多有錢有閒，因為這些人多半是那些退休老師或教授啦。」這類意見我們都不是第一次聽到，先前在網路上，類似對藝文界，對明星表態反核新聞的批評討論串裡，也頗常見。大抵嘴巴原本長在每個人臉上，愛怎麼說當然無從管起，我卻還是納悶：從沒親身接觸過路上那成千成百反核群眾的我的前輩們，怎麼有辦法講的像是他們已最是透徹的看見真相？還有，這些位月薪都超過10萬的教授們，怎麼講的那些環保人士好像個個薪水都比他們高的酸味？遊行向來有千千萬萬的反核群

就在兩週前，日本福島核災屆一週年之際，全球各地皆出現反核抗議行動，要求政府立即停用核能，台灣也在3月11日發起北、中、南三地反核集會與遊行。同一個時間，位於香港的「反核之眾」亦聯合香港多個民間團體舉辦國際反核論壇及遊行活動，希望透過論壇及行動促進國際反核活動的交流與團結，同時向香港市民及中國民眾宣傳核能對人類和自然環境的致命危害。我以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代表的身分，受邀飛到香港聲援當地的反核行動，並參加遊行前一天反核國際論壇的反核運動經驗分享。分享之餘，我還注意到這個論壇的受邀者和香港的反核組織網絡相對照於台灣的反核文化，運動內涵也有不少特殊處，這樣子特殊的運動內部生態或許也值得台灣的反核運動網絡未來發展參考。

2010年4 月在華沙的歐洲風能國際研討會（European Wind Energ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上，與會者尤其是德國，開始討論因為再生能源在近幾年快速的發展後，新的電力市場秩序如何進行更大規模結構調整的問題。會上曾經有過一個被關注的子議題：德國再生能源市場的快速成長與電廠如何因應未來再生能源價格與獲利的下降。國內的自由時報也在當時發出了一份有趣的編譯稿。（註1）如同該報所下的標題「德風力電廠供過於求，電廠傷腦筋」（註2），台灣對再生能源的貧乏想像使許多台灣讀者可能很難想像，同樣是太陽能與風力等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兩地之間的發展層次怎麼可以有麼大的差異。這則值得重視的外電編譯新聞，其實透露出兩個關心永續能源政策的我們應該正視的議題。其一是再生能源具高度市場潛力；其二則是再生能源市場化與永續發展原則的潛在衝突。

3月13日下午，在《核廢何從──電視公民討論會節目》（註1）錄製最後，一位年屆60的太太羞澀地、小心地提出結束前最後一個提問：「聽完這麼多討論，我是覺得是不是能夠用其他的能源像是太陽能、風力來取代核能電廠，請專家發表意見。」節目主持人這時提醒這位提問公民，還是要請她聚焦在核廢處理的問題上。發言的太太看來有點不好意思，但繼續用她害羞極小聲的音量，仍然在問「排除核能這個選項後的發展是不是比較好」，並不是針對原本最後一題關於核廢料如何處置或對健康的影響的題目設定。當時坐在學者專家桌的我，第一個反應是：漂亮！公部門一直想迴避、脫鉤的核廢與核能使用問題，碰到參與公民若要還堅守自己的原初關懷（給社會一個最少爭議與擔心的未來），就不容易在一籮筐的資訊與專業知識的「啟蒙」下，變成「專業政治」前的順民；單純的渴望把核能主辦與主管單位的分割又矛盾的視野拉了回來，這就是公民力量的價值！

本月初，意外受邀與過去的一位老朋友，目前剛自「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的項目總監離開的環境運動工作者盧思騁，對談中國環境運動與台灣環境NGO角色的題目。作為一個沒去過中國的台灣環境工作者，原本應該少發點言，並請像「環境資訊協會」這些幾年來一直辦理兩國環保團體交流實務經驗豐富的朋友，出席主要 與談人。但因盧是大學時代特地來台灣「學習」環境議題行動而與我認識的朋友，加上彼此的國際主義觀點以及環境議題立場都很接近，尤其從2008年開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就有一位資深成員常駐北京，透過「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就近觀察中國環境議題和主要組織的發展，所以就先由我擔起與談人的角色。而參與座談的多位環境資訊協會幹部的踴躍發言，也消除了原本的擔憂。不出台灣的「國家鄰避型環境抗爭」？我與盧的對談，意外地變成他報告自己對台灣環境NGO拜訪後的觀察。這位來自香港，幾乎是「綠色和平」進入北京等中國城市的奠基者，認為台灣

這篇文章是從過去的一篇心得筆記改寫擴充完成。原本是先前關注在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造成美國密西西比河沿岸潰堤，以及紐奧良市80％淹水的大災難，引發美國社會各界的檢討與批評聲浪時，偶然發現一本書，名為《卡崔娜的社會學》（暫譯），當時先是好奇台灣社會學界是不是錯過了提出「921地震的社會學」或是「某某風災的社會學」等後續反省分析的機會，進而特別留意，其中的分析概念，是否能刺激我們正視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等被忽略的天災發生，與社會建構下不平等條件搭配下，引發更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多位美國當地社會學者集結寫下《卡崔娜的社會學》，這本關於卡崔娜颶風的災難社會學分析，意圖針對21世紀的災難研究，提供一個從實際案例發展出的分析框架。從環境社會學到災難社會學全書結構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崔娜風災的背景脈絡與社會環境，再到包括引發的社會問題等影響範圍。也就是說，自然界現象對

對環境倡議人士、勞工以及社會主義者這可化約為綠、藍、紅三股批判資本主義模式的力量來說，綠色新政和綠領工作，若成功地在技術更新的大旗下，讓傳統的、甚至已陷入不理性傾向的市場力量離開舞台，讓尚未成為壟斷資本的新技術產業開始發展，並成為較有保障的工作機會的提供來源，做為擺脫當下經濟危機的選項，是目前可見的三方都贊成的公約數。接下來的分歧點在於，這個新產業及其新（或舊）工作在其他領域的性質，三方勢力能否在監督中取得更多反制力量。 綠色經濟作為產業替代新準則 綠色經濟引發矛盾爭論的根源，首先來自市場本身。好比對英國來說，首相布朗倡議的綠色新政並不全然是新的理念對策，可能有更多成份來自發現英國在這塊不得不進入的市場上的落後。具體地說，英國擁有全歐盟國40％的總風力資源，卻發現自己在風力能源產業對電力生產的貢獻上，竟然落後於其他國家（所生產只到全歐盟風力能源的4％），也就是工作機會的創造潛力被嚴重侵蝕了

隨著世界性經濟衰退現象的日益明顯，各國政府都面臨必須動用國家預算彌補私人資本投資不足的壓力，甚至還必須讓投資項目直接成為解決失業問題惡化的工具。再加上危機席捲前因應全球暖化的產業調整壓力，一時間推翻布希路線的新勢力佔了上風。去年12月，國際能源總署（IEA）署長田中伸男於第14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締約國大會（COP14）的波茲南會議（波蘭）上這樣說：「全球經濟衰退必須被視為一個契機，而不是變成國際社會無法繼續致力於努力減緩氣候變遷的理由。」 許多國家領袖也開始學著標榜，各國的經濟復甦預算應該用於提升能源效率與發展潔淨能源科技等方面，以期建造永續的能源基礎建設。投資綠色產業和再生能源不再被歸為是對產業和國家經濟的負擔，相反的，甚至被視為幫助擺脫經濟衰退的必選路徑。 綠色新政的上路 在此背景之下，近20年來世界生態倡議者一直提出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取代工業生產至上，取代

台灣還未走入永續發展的工業文明 當我們聽到這樣的故事，朋友的孩子因為在學校受到附近工廠有毒氣體飄散的影響，因為數度送醫而不敢上學！再聽到學生們的家長為了照顧自己遭毒氣污染的小孩而向自己工廠請假，主管卻因一個月內請假次數太多而警告再請就開除，我們在震驚之餘，或許會以為這是個年代久遠的故事，或者，以為是發生在印度或中國某個落後工業小鎮的事件，但這一切都發生在2009年元旦前的台灣，只是大多數的公民們以為台灣早已永續發展，忽略此地方事件背後的意啟示。 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潮寮村的潮寮國中和國小因為鄰近大發工業區，師生以數度因為有氣體引起的中毒嘔吐現象而送醫。當地有居民念國中的女兒從12月初工業區發生惡臭，至今已數次「被毒倒送醫」，嚇得不敢去上學；報導還提及潮寮國小女學生目前還躺在病床上，對母親說：「媽媽，我好害怕上學！」我們若能將心比心，被嚇怕又憤怒的居民當然很難有直接證據說是哪家廠商造成這些事件，

連續舉辦了五年的全國環境NGO會議在眾環保團體的期待和擔憂中於5月30、31兩天召開了。期待是因為主辦單位和參與者多少會寄望這樣一個邀集民間力量的年度聚會，能夠建立起一個好的「合作」傳統；憂慮則是如同部分團體已經不斷發出警訊，這個會議是不是已經變成「神父對神父講道的戲碼」，讓這個各團體「多元發聲」的聚會，變成了一個年度的大拜拜！這些大家心照不宣的憂慮，大概是所有參與者除了向新政府及社會發聲以外的另一個共識吧！如果對比先前某些生態保育活動的前輩在歷年的沈痛呼籲，面對當前的新政治局勢，我們或許得承認民間各團體對當前「節能減碳的馬式道德運動」的批判力道，多多少少還因為沒有清楚的對策而砲火零星。甚至，對如何記取陳水扁時代NGO團體受過的教訓，也顯得無力整理。為什麼？因為「連結」在大家平日各自的活動下，各環保團體在人力資源、知識共享已經到了一個相當分化的狀態，更不用說各團體都有青黃不接、人力培訓的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