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過去依賴重工業作為發展基礎，北至楠梓、南至小港，嫌惡與工業設施圍繞著臨海地區與城市邊緣運作，進而產生許多「城市犧牲帶」；時至今日，民間聲音對美好生活與發展空間的渴望，迎來半導體產業與城市觀光地景帶來的都市轉型，亞洲新灣區、駁二成為如同鑽石的存在，讓這座工業城市逐步走向閃亮的樣貌。
今年7月，地球公民基金會舉辦「鑽石與犧牲帶——高雄三十年城市轉型的華麗背後活動論壇」，由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主持與引言，執行長王敏玲、高雄市野鳥學會總幹事林昆海擔任主講人，邀請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擔任與談，而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常務理事陳坤毅、台灣森林城市協會理事長莊傑任、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理事長康敏捷分享「橋頭新市鎮計畫三期VS.橋頭糖廠」、「洲仔重要濕地—國家級」案例，共同探討高雄工業與城市轉型所面臨的多重挑戰。
論壇上，高雄市綠色協會、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等在地民間團體也出席表達意見，與會民眾亦在現場展開熱烈討論，包含橋頭糖廠等文化遺產是否仿效公園管理，納入民間組織參與治理？公民該如何凝聚更多力量表達意見？在在展現高雄民間力量對於城市轉型的積極參與及熱切關注。
首先，李根政回望高雄30年來的環境景觀轉變，介紹高雄工業污染的歷史與分布，「犧牲帶」的範圍與社區聚落，並說明柴山自然公園、衛武營公園、愛河等自然地景的整治，都是透過不同公民團體多年抗爭及持續關注，才讓所謂的「犧牲帶」迎來新的變化 。
王敏玲也進一步介紹解嚴之後高雄著名環境運動，包含後勁反五輕運動、仁武大社反污染抗爭、林園事件以及惡地反公害運動，揭示高雄在地公民力量，對環境訴求與城市轉型至為重要。地球公民基金會從2007年起，持續倡議興達電廠減煤與提高空污費等改變，努力將環境議題推向公眾的視野。兩位主講人接續指出，橋頭科學園區、橋頭新市鎮第三期、新四輕開發、大社工業區降編遲滯、台積電進駐高雄等環境議題，將成為新一輪的污染「犧牲帶」問題。
李根政強調，城市如何捲動更多市民參與公共議題，是公民團體需要努力的方向。
反思城市治理經驗，重新思考生態、綠地管理機制
城市綠地部分，高雄市野鳥學會總幹事林昆海，從公園的生態治理角度出發，以中央公園、凹子底公園等城市綠地為例，說明高雄現存綠地覆蓋率嚴重不足，且制度上多以廠商發包進行基礎維護管理，進而衍伸土壤、草地品質劣化、颱風來臨前預防性修剪過度、水岸生態多樣性不足等問題。
林昆海並以大安森林公園、紐約中央公園等案例做對比，建議制度上需要加強公民力量的經營管理，建構公私部門協力的自然保育平台，增進城市綠地品質。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理事長康敏捷也以「洲仔濕地」為例，分享民間如何透過生態調查與棲地營造參與轉型，他認為城市中的濕地有助於調節環境和提升城市形象，展現「生態跳島」的益處。
台灣森林城市協會理事長莊傑任，則以近期橋頭新市鎮道路開發案為例，指出現有的開發將會造成螢火蟲、環頸雉、林區、典寶溪流域量能減少等自然資源破壞，也會影響糖廠宿舍區、防空洞的完整性，對此，他提出多重路網串聯的舒緩方案，期盼達到減少交通壓力與顧及綠地面積的目的。
開發浪潮中的工業地景與文化記憶保存
除了綠地之外，面對城市的經濟轉型，「文化」亦是高雄需要面對的議題。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常務理事陳坤毅表示，高雄過去依靠工業養活重多勞動人口，創造磅礡的經濟效益，但在城市轉型的進程中，工業地景卻缺乏妥善管理。其中，橋頭糖廠做為高雄具備完整性與代表性的文化景觀，其價值與效益卻因展示破碎化、機具保養不足，而無法扮演糖業博物館的角色。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亦認為，橋頭糖廠若能再往文化層面論述，重新界定場域範疇與價值，就能動員更多層級的資源挹注，舒緩公民團體量能有限的短處。
陳坤毅稱，未來面對橋頭新市鎮的開發案，若能走向文化產業方向妥適經營，將有助於城市轉型與發揮無煙囪文化的觀光經濟價值。
深化公民參與，走向高雄公正轉型
高雄在地公民團體亦針對城市轉型發表建言，高雄市綠色協會理事長黃景南指出，高雄的環境運動長期缺乏民眾參與機會，且未納入教育體系，政府體制在規劃上略顯保守；認為公民團體之間需要打破同溫層，並向親子活動扎根，讓公民意見真正進入體制。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理事長陳銘彬則稱，面對社會風氣與產業轉型，關鍵在於釐清決策機制並將公民參與制度化。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以「高雄城市轉型的展望」作為與談的總結，她認為此次論壇具備回望與展望的意義，首先需要肯定過去環境運動中工人與居民的犧牲，也需要看見他們對於未來的啟示。
目前，高雄期盼掙脫工業城市的想望已經被看見，未來除了機制與政治力量之外，還需要串聯多元跨域行動者，讓城市永續與公正轉型治理向前邁進。
最後，回到公民實踐和行動的重要性，論壇以「大家希望居住在何種城市？」向與談者與民眾提問。黃景南呼籲大眾，可以從分配部分時間關心環境運動開始，李根政則認為走過30年的環境運動後，面對下一波的環境開發及即將到來的選舉，正是民主深化的起點，同時也考驗著所有社運工作者的應變與實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