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訴訟正快速增加。根據聯合國環境署《全球氣候訴訟報告2023》，2017年到2023年全球氣候訴訟案件數突破2000件，成長近2.5倍。報告分析，案件多圍繞在「人權」及「享有健康環境權利」的相關法規上。
上月20日，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在人權會與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合辦的「沿著人權，走向淨零-氣候治理中的環境人權」國際論壇上指出，氣候變遷是每天發生在生活中的危機，2023年人權會將「氣候變遷」納入中程策略計畫，以《奧爾胡斯公約》來面對氣候變遷中的不利處境群體的人權問題，更為重要。
《奧爾胡斯公約》曾被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稱為環境民主中「最有野心的嘗試」。論壇邀請到奧爾胡斯公約遵守委員會現任成員蘇莫魯斯（Thomas Schomerus），他第七度訪問台灣，曾任德國法官，也是著名的環境法學者。
以下為《環境資訊中心》專訪內容，以問答形式呈現。
問 :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幫助小蝦米耗時又費力，氣候訴訟如何做出代表性判決？
蘇莫魯斯：我可以分享一個有趣的案件，這個案件已經審理了7～8年，現在還在進行中。一位來自秘魯的農民，住在南美安地斯山脈的高山上，那裡的冰川正在融化。湖水水位上升，但是水壩高度不足，農民必須加高水壩，否則下方的土地將會淹沒。
這位農民根據德國法律，對德國能源公司RWE提起訴訟。RWE擁有的燃煤發電廠相當於全球0.5%或0.6%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很高。0.5%對應的水壩加高成本大約是100萬歐元。農民要求RWE支付100萬歐元的0.5%，也就是5000歐元。
他說，你們（RWE）對0.5%的全球暖化負有責任，所以對湖水水位上升也有責任。
你會認為這有點荒謬，不過，這起案件在德國民事法庭得到積極的回應，我認為是很重要的一步。民事法庭本可以拒絕接受，認為這荒謬無理，但他們沒有這麼做。
這個案件很棘手，但也展現氣候訴訟的複雜性。整個國際法界都在期待判決結果。
《奧爾胡斯公約》如何助氣候訴訟一臂之力？
《奧爾胡斯公約》建立於1998年，那時正值蘇聯解體後，1990年代整體社會充滿了開放、民間參與和透明的氛圍，公約於是建立在「知情的公民社會能帶來更好的環境」此一信念之上。
到了2000年代，隨著時間演進，人們對公約的理解和認識進一步深化。公約締約方每四年召開一次會議，設有工作組和專責小組來發展公約的解釋。目前大約有210個主要來自公眾的申訴案例。公約的最新進展是設立一名環境守護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Environmental Defenders），以調查、了解世界各國受迫害的環運人士處境。
目前47個締約國中，民主國家和威權主義國家都有分布，例如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奧地利，是最早加入的幾個國家。各國的落實情形並非一路順遂，即使是表現較佳的德國，仍然面臨制度上的阻礙。
但是就在去年，德國出現一個轉機。柏林行政法院去年年底做出一項判決，認定一間非營利組織擁有訴訟權。德國現行的法律條文規定，非營利組織沒有訴訟權，僅能在組織內具民主結構的前提才可向法院提起環境訴訟，也就是說，組織需具備由每一位會員「票票等值」票選任命的執行長，才能提起訴訟。
然而，在去年的這項判決中，法院表示，我們直接適用《奧胡斯公約》（Aarhus Convention）以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EU Charter of Human Rights）。法院因此認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擁有訴訟權。
我相信，這將為未來非政府組織參與環境訴訟創造更多可能性。
我國無法成為締約國，將其國內法化也沒有那麼容易，您對於台灣能否實踐公約精神抱持希望嗎？
就我所知，在台灣「享有健康環境權利」並不是憲法的基本權利，但仍可以在其他的法律條文中確認，國家有保護環境的義務，這點和德國相同。
德國《基本法》第2條和第20a條。第2條並非直接與氣候相關，但它保障生命權和健康權。而第20a條則直接規定國家有義務採取措施保護環境，並對抗全球暖化。德國最高法院將這兩條連結起來，這在法律上是一個非常創新的解讀。
最高法院想說的是，這是一種結合了生活權、健康權等個人自由權和國家保護自然和環境的義務。對那些尚未將環境保護入憲的國家來說，這個案例亟具啟發性。
如果台灣想推行這樣的法案，應該建立《奧胡斯公約》的「現代版本」，因為在1998年奧胡斯公約開始實施時，網際網路剛剛興起，新媒體（new media）完全沒有被納入公約的框架。所以，儘管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無法加入國際公約，但在台灣制定一部現代化的奧胡斯法案會是非常好的想法，甚至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典範，對奧胡斯公約的締約方也有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