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MIT CEEPR）在2026年6月底發表報告，警告核能全球擴張將會面對的四大挑戰：核災風險、核廢管理、核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問題報告強調，若公共討論持續忽視這些複雜的非經濟因素，全球將為此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
近年來，全球核能似乎再度迎來「核能復興」討論潮。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上，包括美國在內的30多國共同提出「2050年前全球核能裝置容量增加三倍」的倡議，希望藉由核能協助減碳、因應能源安全及滿足未來電力需求。然而，這樣的願景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如果公共討論只聚焦於發電成本、電價或碳排放，恐怕忽略了真正決定核能未來的關鍵因素。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國防部副部長，也是麻省理工學院（MIT）榮譽教授的約翰．杜奇（John Deutch）2026年6月底發表《未來核能部署涉及的非經濟因素》（Non-Economic Matters Involved in Future Nuclear Deployment）報告指出，未來核能建設最大的挑戰，未必是經濟性，而是四項經常被忽略的「非經濟因素」：核事故、核廢料、燃料循環，以及核武擴散風險。這些問題無法單靠市場機制解決，卻足以左右整個核能政策是否成功。
核災風險：機率的統計與「新興國家」的隱憂
全球核反應爐目標在2050年從450座大幅增至1200座。回顧歷史，全球商業核電累積運行已超過2萬反應爐-年（reactor-years，即全球所有商業核反應爐的運行時間總和）。在這段期間，僅發生1979年美國三哩島、1986年車諾比與2011年福島三起重大核災。雖然美國核電運行研究所（INPO）成功提升了電廠的安全與獲利，但面對潛在的爆炸與輻射風險，仍需要進行預測與防護規劃。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利用概率風險評估，推估重大核心損壞的頻率為每10萬個反應爐運行年發生1次。
然而，若反應爐與事故機率隨之增加三倍，在1300座反應爐且平均壽命60年的假設下，即便以樂觀的事故頻率計算，這一批反應爐發生嚴重事故的機率仍高達80%。這背後存在兩個關鍵隱憂，首先是2050年運行時仍有相當比例為風險較高的早期型號；更嚴峻的是，多達三分之二的新反應爐將建造在初次接觸核能的國家，這無疑大幅拉高了運轉與管理上的安全風險。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正視這些潛在風險，明確制定減輕措施並將安全成本內部化。歷史經驗早已證明，核能安全具有全球連動性，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一起重大核災，都很可能會導致全球的核能運行被迫集體停擺。
核廢無解：歷史未解的跨世代債務
所有核電廠都會產生高階放射性廢料。然而，即使是核能大國美國至今仍未找到長期廢料處置的解決方案，也未建立永久地下處置設施。原本美國聯邦政府負責接收商業核反應爐的用過核燃料，並向公用事業公司收取每度電0.01美元的基金費用，但由於美國政府始終無法履行接收義務，該項收費已於2014年被無限期暫停。
目前，商業反應爐只能將剛移出、高溫的用過核燃料先存放在水池中冷卻，隨後再移至廠區內的乾式儲存桶暫存，至今仍缺乏遠離反應爐的長期儲存地點。過去幾十年，多個候選的永久地下儲存點都曾接受評估。1989年，美國國會無視內華達州居民的強烈反對，指定尤卡山為深層地下最終處置庫。但在耗資150億美元進行科學分析後，能源部於2010年撤回許可申請，核能管理委員會也無限期暫停程序。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核能建設的增長必然帶來龐大的廢料處置需求，若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持續毫無進展，這份未解決的歷史責任與風險將會不斷累積。
核燃料循環技術：第四代SMR的挑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核反應爐技術上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目前業界樂觀預期，核能技術將從依賴低濃縮鈾（約3%鈾235）的第三代反應爐，過渡到使用高含量低濃縮鈾（HALEU，約5%至20%鈾235）的第四代反應爐。第四代反應爐開啟了建造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可能性，因為它們能透過工廠模組化製造，進而提供更具經濟效益的發電方式。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必須充分意識到第三代與第四代反應爐在整體結構上的潛在轉變。這種技術世代的交替，將對未來的電力成本、電網機組的配置組成，以及整體的投資規劃產生深遠的連帶後果。
核武擴散風險：隱形的安全成本
核能技術的主要危險在於，僅需幾公斤的放射性燃料（如鈾235和鈽239）就能製造成核武器。因此，艾森豪政府於1953年推動「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政策，推動各國承諾不建造鈾濃縮或再處理設施，並遵守防武擴散措施的前提下，獲得美國的核能技術援助與核材料。
然而，核燃料再處理和鈾濃縮之所以具有核武擴散風險，是因為在這些過程中，可能會將可用於製造核武的核材料挪作他用，例如離心機濃縮出的鈾235，以及從用過核燃料中分離出的鈽239。這些材料一旦落入不當用途，就可能被用來製造核武器。
此外，不同的第四代反應爐技術，例如一次性使用的濃縮鈾燃料、經再處理製成的混合氧化物（MOX）燃料，以及增殖反應爐使用的燃料等，不同的技術成本差距相當大。隨著全球核能發展規模擴大，天然鈾的需求和價格也會持續上升。
隨著全球核電廠增加，鈾礦的需求與價格勢必面臨上漲。雖然計量經濟學分析可以追蹤這些增加的成本趨勢，但目前世界上仍缺乏適當的成本評估工具，能夠精確估算各國與國際社會為抵消核武擴散風險所需投入的防範措施與安全監管成本。
回看台灣 核能不是單純的經濟計算題
回看台灣，自2025年5月17日關閉最後一座核電廠以來，已經進入非核家園400多天。但近期立法院又正在討論是否提出「核能公投」，主張廢除「非核家園」政策，並以提高核能發電占比為目標，並以確保國民健康、穩定供電、便宜電價、提升國防韌性及支持人工智慧（AI）產業發展等理由作為公投的號召。
台灣核能討論不只是朝野之間的攻防，應放在更廣泛的國際「核能復興」討論潮下來看，杜奇教授的報告提出了核能支持者從未願意面對的核能非經濟面向的挑戰。連擁有全球最完整核工業體系的美國，至今都無法徹底解決核災、核廢、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等難題時，主張重啟核電者更有義務向社會說清楚：台灣憑什麼能做到？又有哪些具體方案足以承擔相關風險？
若套入台灣的討論，核能公投要提高核電占比，無非就是要重啟老舊除役的核電，或是新蓋核電廠，但這兩種路線因設備老化或技術不成熟，而面臨到很高的核災風險。目前台灣已有4700多噸的高階核廢料，這些核廢料無處可去，繼續使用核電，只會產生更多無解的核廢料。若是引進新型的核電機組，也會衍生核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問題，使位於地緣政治敏感區的台灣，局勢更加複雜。
核能從來不是單純的「要不要用電」或「要不要核電」的選擇，而是牽涉世代正義、國家安全與風險治理的重大公共議題，除了經濟的帳本，還有許多重要的挑戰需要面對。台灣好不容易完成核電淘汰，更不應在核災、核廢料與核擴散等根本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輕易走回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