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工業園區（EIP，Eco-Industrial Park）的概念，在理論上強調向自然生態系統學習，將產業系統也當作是有食物網般生態關係的產業生態系。常用的說法叫做「產業共生」。這概念最常被提到的執行方式，在於透過「副產品交換網」的方式，將工廠生產的廢棄物視為可以在系統內或系統之間再利用的資源物，由於通常這種交換的關係，必須基於工廠之間的合約或協定，適度調整製程的規範設計或是經理人看待廢棄物的態度，所以，這種概念在根本上幾乎否定了傳統的事業主或是一般民眾看待所謂(事業)「廢棄物」的既定觀念，強調沒有廢棄物這東西，只有如何去設計物質或能量循環流動以減少廢棄物外溢的理想。
但是，這種應用產業生態學在工業區的執行面，為何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一些地區的生態工業園區，均不敢真正挑戰顛覆生產製程，對工廠生產製程之間重新找尋產業得以共生的關係，也就是從根本減少廢棄物外溢的可能？我們目前更常看到的現象是，許多號稱生態工業園區或是台灣目前推動的環保科技園區，大多只是做到「景觀綠化」的層次，就對外宣稱是生態工業園區！這種將「自然生態」的概念誤解為「產業生態」的認知與現象，發生在許多國家，尤其在亞洲、中國、與台灣等地。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現象的背後，到底是生態工業園區執行面的問題，或是生態工業園區本身的理論假說概念有嚴重缺陷？或者這些只是邁向生態工業園區理想的過渡階段？
回答上述疑問之前，必須先釐清「生態工業園區」的概念，理論上絕對不等同於「工業區」，但是，讓我們看看在台灣實際執行此概念的政策上，卻始終讓市民大眾有種錯覺：好像不論政府用的是「生態工業園區」或「環保科技園區」或其他任何光鮮亮麗的名稱進行綠色行銷與招商，骨子裡好像還是高污染的工業區？或是集結環保處理技術較好一點的廠商的聚集區？較了解台灣工業區的複雜管理與行政系統的人，也許會用較明確與坦然的概念看待這現象，就像是雲林與台南的「科技工業園區」，它們比起傳統的經濟部編訂工業區多了一些技術門檻，而現階段的「環保科技園區」，只不過是招商的產業別與技術門檻不一樣的工業區。事實上，「環保科技園區」真的如同上述說法，只是披著「環保科技」糖衣，本質上卻只是號召廢棄物處裡廠商集合在單一專區的「工業區」嗎？
依據官方資料顯示，廠商進駐環保科技園區的門檻，必須符合包括「清潔生產技術」、「再生資源資源化」、「資源循環再利用」、「再生能源產品」、「環保技術設備」及「關鍵零組件」等六大產業的範圍。此外，每一個園區可視其區域特性引進與該地區相融合的產業，經主辦機關與環保署審查通過就可以對外招商。弔詭的是目前的環保科技園區另外有一個平行的「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建設計畫」，理論上這同等份量的平行計畫，應該肩負建構綠色生產與城鄉發展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甚至資訊與知識流動循環，以使生產活動的污染外溢程度最小的任務，而這樣有點顛覆傳統城鄉規劃對於土地使用基本概念的想法似乎太過於前進，中央的執行上無法清楚指出如何做的當下，地方政府很難大膽突破遊戲規則，提出真正符合地方特質的循環型社會、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建設的創新提案。
若要真的反問到底是理論概念有問題或是執行有問題？嚴格來說，各有不同的問題：首先，從理論的根源來看，生態工業園區的概念擷取生態系食物網的靈感，配合北歐國家如丹麥卡倫堡的範例，讓歐美國家找到可以發展理論模型依據的經驗值。歐美國家也紛紛在亞洲國家找尋合作對象以實驗這概念的可能性，但根據筆者連續兩年在國際會議上討論經驗，包括去年在泰國舉行的亞洲生態工業園區會議，看到亞洲各國有類似狀況，到了今年夏天在北歐地區包括芬蘭與瑞典兩國的永續發展研究年會與國際產業生態學會議，更使我不得不警覺到一股危機，這危機來自歐美提論與亞洲經驗之間的執行落差，似乎不只是個案，而是通盤的生態工業園區模式的應用危機。所謂的危機，在歐美地區本身，存在一股過度強調市場機制的倡議路線，這路線本有歐美對於公民社會基本認知的價值文化背景，但是就以199年之後，全球推動生態園區的龍頭老大之一，也就是美國本身在執行EIP所遇到的發展阻力，並未如理論假設一般的順利，加上在學術界領導組織－國際產業生態學會（ISIE，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ustrial Ecology）未刻意主導，但是因為最早投入此領域的專家學者們，很明顯偏重在自然學科領域的情況下，傾向針對個別物質元素的代謝論、或是物質流與能量流系統的最佳化的研究與應用，至於人文社會面的研究與討論，雖有極少部分學者倡議不可偏廢對於此方面的注意力，但截至目前為止，仍難以撼動全球對於生態工業園區的知識學習版圖與實際行動的方向，亦即全球目前過度強調生態工業園區的物質資源化技術、環保技術、或是藉相關環境系統分析以模擬工業區的環境管理等方法，還是多少暗藏技術決定論的價值傾向。
另一種危機，屬於亞洲國家的危機，是在上述歐美主導的國際環境政治基礎上，大規模且直接地接受西方理論與應用模式，或許用「模式殖民」的強烈用語有爭議，但某程度上來說，卻能夠突顯此現象的嚴重性。尤其是在全球聚焦的中國地區，從聯合國與環境相關組織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發展署（UNDP）等單位，再到歐盟或掌控全球與區域金融秩序的組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單位，均直接或間接透過學術界與專業界在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實驗專案。有極少部分的中國學者隱約指出這種現象可能造成另一種形式的制度依賴（path independency）與被環保技術鎖定（lock-in）的現象。這種危機，也同樣出現在其他大量接受歐美學者專家指導的東南亞國家。而亞洲國家之中的異數－「日本」，不僅歐美國家不清楚他們的做法，連亞洲鄰國也都難以與日本建立完全的合作與學習關係。日本發展各種理想，習慣不依賴歐美資源，全部自己來。生態鎮（Eco-Town）就是同樣概念下，集結生態工業園區、都市更新再發展、科學城、生態城等的綜合造鎮計畫。而台灣的環保科技園區，因為我們有著與日本長期的民間與特殊文化關係，更為特別之處在於先後既吸取北歐模式，後來主要借鏡日本的經驗，當我們發問到底環保科技園區執行或是理論有問題時，困擾的地方變成：這理論到底是學習自理想的生態工業園區模式？或是日本的生態鎮？目前我只能說，若要嚴格批判台灣的作法，我們是既沒有學到北歐模式的關鍵，也沒有日本經驗的遠景與魄力；但是因為執行時間能短，若要在這階段時期站在正面角度評論，或許可以說：這就是台灣正在發展與各國不一樣的特殊模式吧。
【後記】
礙於篇幅，無法細數許多對於產業生態學（industrial ecology）與生態工業園區（EIP）理論的批評觀點。通常這種新興領域，在理論與應用兩方面各有疏漏缺失是可以理解的情況，至於這些問題背後還有哪些重要爭論與看法，你又有何回饋意見，暫且先賣個關子，因為接下來，台灣環境資訊協會8月19日在台大校友會館有一場座談，屆時可以更暢快地話談這些問題。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