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和中外對話在里約聯合舉辦名為「清潔中國供應鏈」的邊會。應中外對話之邀，剛剛摘取褒格曼獎的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創始人馬軍向世界聽眾介紹了中國環境情況，並隨後與中外對話暢談了他對全球供應鏈及裡約峰會成果的看法。
中外對話：供應鏈的背後，是全球市場體系。中國曾經處在供應鏈的最底端，現在逐漸向上攀升，也正在成為其他經濟體的上游角色。事實上各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您覺得應該如何看待中國供應鏈問題的全球意義？
馬軍：兩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中國明顯的擴張態勢，海外投資和收購都在增加，由於沒有充分履行所應承擔的責任，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太好的例子，甚至造成了直接經濟損失，國際形象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確實仍是最大的世界工廠，這一點毋庸置疑，到現在為止，污染最重的、環境代價最大的部分依然還在中國，這裡依然還是紡織印染、電子產業、化纖、鋼鐵產業最主要的生產地，這些生產環節都意味著巨大的環境代價。在供應鏈問題上，人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全球生產和採購對中國環境帶來的影響，必須找到一個辦法實現更有效的管理。
中國41家環保組織所做的綠色選擇，是其中一部分嘗試，意義不僅在於環保組織自身，更在於和社會其他方面結合起來去行動，建立多利益方之間的合作。
現在中國的對外影響在增加，呈現出「大進大出」的趨勢。「大進」就是指採購。巴西當地已經有這樣的聲音：必須充分重視中國持續增長的原材料採購對巴西的生態影響。
從長遠方向來看，上述兩者是統一的。在全球生產和採購的框架下，環境管理方面也應該有更多全球監督，這樣一來，無論企業轉移到地球的什麼角落，都能被置於社會的監督之下。未來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中外對話：IPE在中國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推及全球供應鏈體系、對其產生積極作用？
馬軍：在全球範圍建立這樣一個監控管理體系時會發現：發達國家的需求相對較少，他們本身就已經建立起了相關制度，比如說在美國有TRI（有毒物質排放清單），歐洲有PRTR（污染物排放轉移登記制度），發展中國家則有更多需求。未來如果建設一個全球機制，需要向發展中國家推廣這些經驗。
IPE還在跟一些發展中國家的NGO機構有所溝通，有一些當地機構希望瞭解、建立這樣的機制。一些大的品牌也表示過類似興趣，希望在全球各地都有這樣的機制，便於其採購和供應鏈管理。總的來說，這一切努力處在一個非常初步的階段。
中外對話：您如何評價本次RIO+20通過的這份宣言文本？
馬軍：與會的NGO普遍不滿意這份宣言。的確，如果單看文本，好像沒有往前走，很多地方是在確認、承認之前有過的一些情況，並沒有更新的推進。
但我對此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20年前里約大會達成的成果，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體現西方對環境問題的關切和推動。20年之後，情況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有非常深入的參與，一些發展中大國深度介入了全球可持續發展格局，那麼此時達成的文本，就更接近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共識。自然，南方北方共同參與，討論的難度就會大很多，相互妥協的結果會有一些折中，但它並不意味著一定是很不好的文本，畢竟很多良好治理的原則在其中都有體現。
以中國為例，20年前在談判桌上的接受，是在西方主導下的接受，這次所接受的是它真正能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是向前大大地邁進了。
中外對話：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永續發展進程中新的地位和作用？
馬軍：跟20年前比，中國承擔了更大的責任。歐美國家主導了20年前的那次會議，在今天這次會議上，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的人均排放量增長迅猛，相應也承擔了更大責任，同時也有了更大的能力，在未來必定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總體來看，由於形勢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西方發達國家一枝獨秀、南方國家多數貧困的局面，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在迅速趕上來，環境問題格局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各方需要一個要適應的過程。目前雙方都不太能很好地適應，國際談判顯示出一些困難。這種過渡階段恐怕會維持一段時間。
在政府間沒能有效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多元利益主體的參與、民間的推動就更為重要。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這將成為非常關鍵的趨勢。我們等不到所有國家政府協調好、達成高效的談判，我們需要社會各界率先作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