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2020台北雙年展「儲回大地的藝術」計畫的碳中和複層林營造，引起熱烈爭論。這個個案的多方討論面向，已經有眾多文章討論，在此不贅述。本文想從這個計畫的原始目的「造林以抵銷活動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出發，討論在台灣造林是否是達成碳中和的有效方法。
先說我對這個個案的個人建議：任何一個類似這樣的活動，若希望達成碳中和的目標，最有效且不具爭議性的方法其實是去找屋頂架設太陽光電板。以主辦方估計的400噸碳排放量，搭配稍後本文介紹的太陽光電預估每年每公頃減碳量目前為576噸的數字，換算下來使用0.7公頃的太陽光電，一年就可以達成碳中和，接下來的19年使用年限還可以持續透過替代化石能源來減碳。
問題是，為何不是透過造林？森林的確具備固碳功能，且有計畫的、遵循有學術基礎嚴謹作法的造林可以發揮固碳的效果，這都是事實。然而，台灣社會對造林固碳（因此達到碳中和）的高度期待，其實是緣木求魚，根本的原因是，台灣的土地面積遠不足以透過森林固碳來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在此先表明我的立場：我熱愛森林，也理解森林可以提供眾多重要的功能，森林當然對台灣非常重要，我也一向支持森林應該根據其功能分區來進行保護或永續利用。但森林的重要性是一回事，透過造林（或是變更林相）是否能有效達成台灣碳中和的目標，則完全是另一個需要仔細論證的議題。
台灣的基本情境是，在這世界數一數二地狹人稠的島上，約有六成土地面積是森林。而這些森林基於各種考量，大多數都受嚴格保護而不應砍伐，這也是社會的普遍共識，這部分的森林也會發揮其固碳功能。剩下可以有條件利用的森林，是否在不同利用條件下有多少固碳功能，這須視循環利用的方式以及環境條件而定。
若我們希望透過建立更多的森林來達成例如固碳的功能，則須跟其他土地利用目標競爭土地，包括農地、工商業用地、居住、或其他用途（如再生能源設施）。思考到這邊，我們應該可以意識到，台灣可以增加造林的土地面積，一定極為有限。在這極其有限、兵家必爭之地考慮到底該將土地用作何種用途，的確不是一句「森林可以固碳（或有其他重要功能）」就可以支持應該將土地用來造林。
數字很重要。根據對台灣平地造林的初步研究結果所得到的數字，很值得各界參考。花蓮縣大農大富平地森林的碳吸存量為每年每公頃10.9公噸，屏東縣林後四林平地森林的碳吸存量為11.8公噸。
另一方面，台灣2019年的每人平均碳排放量是10.96公噸，先假設上述數字可以代表森林平均碳吸存量（必須說，當然不同型態的森林會有出入），換言之，若要透過森林來碳中和每一年的碳排放量，我們將需要約略2184到2363萬公頃的森林才做得到，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僅是362萬公頃。
正因為台灣的可用土地面積極為有限，使得造林固碳成為一理念上可以點狀嘗試，但在實際上不可能是在大尺度上可以達成有意義目標的作法（例如2050淨零碳排的目標）。
在如此侷促的可用土地面積限制下，單位面積的減碳效率就會變得非常重要。相較之下，近兩年在平原地區與農地、平地造林地互相競爭土地利用（且被罵到臭頭）的太陽光電，其實是有其長處的，只是在不重視數字與證據的公共討論中，太陽光電的減碳效率經常在純粹理念價值的論述中被淹沒了。
若以花蓮縣壽豐鄉等效日照時數及現行每度電力碳排係數估算，太陽光電預估每年每公頃減碳量為576公噸（這數字在西部會更高，因為東部日照時數較低），以同是花蓮地區的平地森林比較，太陽光電單位面積減碳效率高了53倍（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因為這數字會隨太陽光電的發電效率改善及每度電力碳排係數下降而變動或某種程度互相抵銷，但這些數字在中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換言之，台灣若真的要認真追求碳中和的目標，怎麼可能不大規模應用太陽光電（無論是屋頂型或是地面型）？
再次強調，我並非不愛森林，也並非試圖抹滅森林的價值，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超愛森林的，我也主張要嚴謹保育台灣山區的森林、以及平原地區具有獨特生態、社會、文化價值的森林。我們只是應該問一個很根本、很實際的問題：若台灣怎麼盤點，就只能騰出例如10萬公頃的土地來做減碳或固碳的用途，那麼，我們該把土地拿去造林或是投入太陽光電？我理解這是一個很令人揪心的選擇，但台灣社會必須正面面對這個抉擇，而且不應該簡單的繼續把造林等同於愛地球，而把支持太陽光電的立場貶抑為違反環境價值。
試想，當我們繼續用一個低效的固碳作法，還以為這樣可以環保救地球，同時間因為缺乏替代能源，繼續使用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與污染物持續往大氣層排放，最終導致地球與台灣氣候與生態系統劇變，這個全面性的影響整體地球生態系統與每一個子生態系統的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道災難，是符合大家念茲在茲的環境價值與人道價值嗎？
※本文轉載自地球公民通訊第35期
※點此回看系列專欄：【疫情下的氣候緊急時代——能源、水、森林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