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即使是棲息在保護區內的江豚，也難以躲避棲息地喪失與人為干擾的威脅。
袁文斌的童年是跟著爺爺在漁船上度過的。他家住在江西上饒市餘干縣，貼著鄱陽湖岸。
夜晚，他喜歡趴在船沿，舉著手電筒跟水下的魚兒玩捉迷藏。那時，鄱陽湖湖水十分澄澈，一束光打下去，兩公尺深處的小魚蝦都能看著。
有時，爺爺會跟他講長江特有古老物種——白鱀豚和江豚的傳說。他說，鄱陽湖裡還有大量的候鳥和江豚，與現在的環境相比，「簡直無法想像」。想不到近半世紀後，自己要擔起巡視江豚的角色。
2000年左右，面對白鱀豚的族群驟降，並去向功能性滅絕，一度「數也數不清」的江豚也引起關注。 2006年的長江淡水豚科考證實了這場危機，當時統計的江豚數量為約1800頭，相比1991 年下降了約一半。六年後的科考中，此數字繼續下跌，直到2022年才回升至約1249頭。但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江豚仍處於極度瀕危的狀況。
早於1990年代初起，中國政府已在長江流域建立重點保護江豚的自然保護區，並陸續擴展相關工作。不過，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去（2024）年12月發布的研究發現，有些淡水保護區的保育成效未如理想。
研究員表示，2006年到2017年間，研究中的保護區區內江豚豐度下降（即單位面積內的江豚數量減少），而下降速度比非保護區更快；保護區在監管不力的情況下，容易淪為「紙上公園」 （paper park），意指保護流於紙面，實質不大。
參與研究的專家與保護江豚的前線人員向《對話地球》分享了就地保護江豚的難點，並給予加強保護區成效的建議，以免江豚重蹈白鱀豚的覆轍。
什麼是就地保護？
「紙上的保護區」
袁文斌記憶裡的清澈湖水，如今看起來「像粥一樣」。作為漁民，他深刻感知到生態急劇變化，自1990年代初至他停捕前，他每一年在鄱陽湖所捕的漁獲都明顯較之前一年少。
2017年，一名攝影師在餘幹康山大堤水域發現一頭受傷的江豚。袁文斌被喊去幫忙，得知了江豚的生存困境。他兒時對江豚印像不深，因為它們對漁民來講很尋常——有時船停在湖中，就會有幾百頭從旁過去。如今整個流域僅剩1200多頭，這個落差讓他震驚。
於是，袁文斌加入江豚保護志工組織，擔起巡護角色。 2021年，隨著長江十年禁漁計畫開展，鄱陽湖等重點水域全面禁止捕撈，他正式受聘於實施禁漁的單位，在鄱陽湖長江江豚省級自然保護區等江豚活動範圍繼續巡護工作。
鄱陽湖是中國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長江江豚最主要棲息地之一，近半數江豚生活於此。 2004年，中國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鄱陽湖長江豚省自然保護區，其面積為6800公頃。
截至2022年，全國江豚保護區已增至13處。保護區旨在透過限制人為活動，為提供江豚優質的棲息條件，包括水質優良、食物充沛的近岸淺坡。《自然保護區條例》明確規定，保護區內禁止挖沙、捕撈及興建任何生產設施；主管機關應為其設立管理機構，配備專業人員，負責管理。
不過，水生所發布的研究表示，由於執法力道不足，部分保護區成立後，內部非法活動仍活躍。
研究針對長江中下游湖北省宜昌市至江陰市長1500公里的部分，分析了六個淡水保護區與非保護區範圍的豚豐度和棲息地狀態。它指出，城市活動干擾、農業擴張、河漫灘嚴重退化都與保護區裡的江豚數量大幅下降有關。
論文說，如果沒有有效執法，這些合法設立的保護區可能會淪為「紙上公園」，保護效果甚微。
研究沒有包括鄱陽湖，但在濕地研究者、非營利組織「自然折疊」的創始人嘉辭看來，鄱陽湖的江豚保護區正是一個典型的、存於紙面上的保護區。他向《對話地球》說，他曾多次前往鄱陽湖區域進行調查。他資料搜尋時，發現難以找到負責江豚保護區的單位介紹。
事實上，《南方週末》2017年報導，該保護區成立以來，一直沒有獨立的管理機構和專用的經費，只由江西省農業廳下屬漁政局管理。根據《對話地球》了解，2020年，保護區被江西省林業局接管後，仍面臨欠專門管理機構和經費不足的問題；《經濟參考報》2021年的報導表示，保護區巡護人員更因而喪失漁政執法權。
去年，該保護區管理不力的情況受到通報。生態環境部點名指出，鄱陽湖禁捕和江豚保護不力，發現有人在保護區內用拋網捕魚。另外，在距離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的2.7公里外，更有疏浚船違規在魚類繁殖期期間作業，兩起發生漏油事故。
巡護人手不足，違規行為難禁
每天早上7點前，袁文斌準時上船，在餘幹縣江豚活動的湖區巡護。
到豐水期，江豚移動得更遠，他便跟著開到隔湖相望的都昌縣，來回花近4小時。期間，他會清理捕魚作業殘留的地籠網等漁具，並巡查是否有釣客。每週他還會挑天氣最好的時間，來監測江豚數量。
有時，因人手不足，他們會無法及時回應違法行為，或救護受傷江豚。袁文斌表示，鄱陽湖禁漁後，釣魚現象仍十分嚴重。
江豚很難察覺斷在江裡的魚線。袁文斌表示，就像人在林子裡走路遇見蜘蛛網一樣，江豚一掛上魚線就難以掙脫，甚至被它刮破皮肉，發炎化膿，危及其生命。
他說，「你在這裡安排人手，他（釣客）從那邊來。那邊安排，他又從別處進來了。」由於巡護員沒有執法權，他還需要聯絡漁業管理單位的人員來執法。
給保護區更強的保護
保護區管理資源，與其保護等級有莫大關係。
水生所研究員王克雄2012年主持編寫《長江江豚拯救行動計劃（2016—2025）》時，就提出了鄱陽湖保護區的現有級別偏低，難以擔負作為重要棲息地的重任。
王克雄向《對話地球》說，「當時我們覺得鄱陽湖佔據江豚的半壁江山，總共是1040 （頭），它就有400多頭了」，但保護區在中國仍僅屬於省級自然保護區，「顯然不匹配，就想把它升為國家級的。」
另外，他認為，保護區應建立層級更高的專門的保護機構，提高其管理效率。
升級可以讓保護區在資源上獲得更多支持，並緩解地方壓力。依相關政策，國家級自然保護地由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支出，地方各級保護地則由地方負擔支出。
這十年間，江豚由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升為一級，但鄱陽湖的保護區升級尚未實現。
保護區劃定
江豚分佈模式一直在改變，淡水保護區要發揮其功效，也需要充分考慮江豚遷移的習性。
但水生所去年發布的研究指出，保護區未能涵蓋不少江豚頻繁出沒的地區，包括一半的江豚高豐度地區和2/3的中等豐度地區。
參與了研究的王克雄說，這部分是因為當中三個保護區是原為白鱀豚而設，當初非完全為江豚需求考慮。他表示，「當時實際上是把白鱀豚自然保護區變成了江豚自然保護區，當然原來這些保護區裡也有江豚……只是說它不是最核心的保護對象」。
他曾在《行動計畫》提出，將江豚分佈密集的區域，如湖北鄂州至安徽安慶江段，以及鄱陽湖八里江水域劃入保護範圍。但他說，礙於地方政府支持有限，新建保護區仍未落實。
研究也建議加強保護江豚數量中等偏高的區域；除了新建保護區，按2020年的《長江保護法》，相關部門可在非保護區，劃定水生生物重要棲息地，並限制棲息地內的航行和航道整治工程，與現行保護區措施相輔相成。
有地區組織也嘗試以其他方式增加就地保護的彈性。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護協會秘書長姜盟表示，近年來他們也在摸索能否在保護區之外，但生態功能明顯的地方，劃定一些「保護小區」；在區內實施巡護監測工作，回應重點族群的保育需求。
整體而言，王克雄認為自然保護區對江豚保護，尤其在管制人為活動上，發揮了較積極的作用，唯保護區需要及時順應自然變化調整重點範圍。
而對於流動的保育來說，豐富的在地經驗十分重要。袁文斌做了八年的江豚保護，對鄱陽湖江豚瞭如指掌，光坐在家裡，就能大概猜到這一天江豚又到哪裡活動了。
儘管成為了餘干縣的護魚員，他仍謹守自己作為志願者的角色，在鄱陽湖全局活動，「江豚跑到哪兒，我就去到哪兒。」
他希望更多人可參與守護的工作，「江豚最好的保護，還是得靠人來守護。」
※本文轉載自《對話地球》，原文標題〈如何給長江江豚一個真正受保護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