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運動者、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近日出版新書《此岸與彼岸 —— 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回顧自己從金門戰地成長、走向台灣社會運動的生命歷程。他在新書分享會中表示，這本書不只是個人回憶錄，也是一段關於戰爭記憶、民主轉型與公民運動的時代記錄。
李根政曾經將藝術創作作為人生的核心，移居到高雄後，受南台灣公民社會運動啟蒙，開啟人生另一個旅途──創立地球公民基金會。30年來全心投入環境運動，在放下畫筆後改寫抗議布條；在社會運動的高張力下，曾經歷身心疲憊的耗損，再走向安頓身心的平衡。
李根政指出，書名象徵金門與台灣之間的地理距離，也象徵人生不同階段的跨越。最初他其實計畫寫三本書，分別談金門與台灣的生命記憶、社會運動的歷程，以及自己從藝術走向公共行動的轉變。但在時間與內容考量下，最終將三個主題整合成一本書。書封面採用的是他24歲時創作的畫作。設計者徐睿紳將畫作與書中的照片拼貼，呈現藝術與記憶交織的視覺效果，也呼應書名所象徵的「此岸與彼岸」。
3月14日台北場的新書分享會，特別邀請了知名媒體工作者陳信聰和李根政進行對話。
戰地童年：砲火與軍事管制的記憶
李根政出生於金門古寧頭附近的北山村，1958年八二三砲戰時，北山與南山村落一帶遭到轟炸，戰爭在地方留下深刻痕跡。
他回憶，在八二三砲戰之後的單打雙不打，每隔一天就進防空洞躲炮彈，等結束再拿著手電筒尋找落下的砲彈殼。「砲彈剛落地時還是紅通通的，我們撿起來拿去雜貨店換糖果。」這些都是戰地童年的日常記憶。
父親是民防隊員，家門旁長期擺放著步槍，小學時他和兄弟就學會拆槍、擦槍。「我們玩的不是玩具槍，而是真槍。」戰爭與軍事管制構成了他成長的重要背景。
1988年李根政從新竹師專畢業後，回到金門任教，這時正處於台灣民主化初期、金門仍受軍事管制的時期。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金門戒嚴仍持續到1992年。他回憶，許多現今的日常行為，在當年都被視為違禁，例如擁有相機拍照。曾有一次憲兵深夜臨檢，父親擔心相機被查扣，乾脆把相機丟進池塘。
在書出版之後，因為連絡金門的一場新書發表會，意外得知自己的一份被監控的檔案。當年有人檢舉他可能是金門高中圍牆寫抗議文字的行為人，調查局檔案中甚至附有他的教師週記，也讓他重新回望那段被監控與戒嚴籠罩的年代。
南方啟蒙：從藝術青年走向社會運動
1993年，李根政離開金門到高雄任教。對來自離島的他而言，90年代的高雄是一座被工業污染包圍的城市，灰濛濛的天空與日夜燃燒的工業塔，與金門形成強烈對比。
當時仍以藝術創作為志的他，以畫筆描繪工業城市的景象。然而真正改變他人生方向的，是柴山保護運動。高雄市民為守護柴山自然環境發起行動，透過調查、連署與公聽會要求政府保存城市綠地。「在金門那樣的環境，很難想像人民可以這樣自發組織起來改變政策。」李根政說，這正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由下而上的公民力量。
當時高雄多起綠地保護運動被稱為「南方綠色革命」。許多組織的辦公室聚集在黃文龍醫師的地下室討論公共議題，形成南台灣當年重要的環境運動網絡。
李根政在參與運動的同時仍持續藝術創作，每個週末到柴山寫生，描繪山林的景觀。但隨著參與越來越深入，他逐漸將人生重心從藝術轉向公共行動。
從藝術到行動 李根政的南方環運與生命轉折
李根政說，自己在1998年做出人生重要決定，他形容是「放下畫筆、改拿油漆刷寫抗議布條」，放下藝術創作，全心投入社會運動。
投入環境運動後，他長年面對南台灣的各類污染議題。然而，環境議題往往隨時間被社會快速遺忘，新的問題不斷出現，舊議題也逐漸淡出公共記憶。如何將這些運動與事件留下紀錄，成為他寫書的重要動機。
李根政將書中描述的議題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工業污染問題，另一類則是水污染與水資源政策。「如果一個事件一個事件全部寫出來，可能要寫很多本書。」他在書中挑選幾個長期參與、較為熟悉的議題深入書寫，並以「南方旅行」的方式串連各個議題，透過地理區域與流域的概念，帶領讀者認識南台灣不同地方的環境問題與運動歷史。
他也提到，運動現場有許多有趣的人情故事。例如在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期間，許多參與抗爭的居民平時其實在經營盆栽。抗議之餘，他們仍然在照顧盆栽、參加比賽，甚至得獎。「這些生活的細節，其實讓運動更有溫度。」李根政說。
「很多城市的轉變，其實是民間社會帶著政府往前走。」他認為，政治領導者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政治人物是否願意傾聽人民聲音，並跟隨正確方向推動政策。
社運與內在修復的思考
李根政也談到，長期投入社會運動並非沒有代價。他曾擔任環評委員兩年，期間頻繁往返高雄與台北，攜帶厚重的環評報告，甚至在兩年內拉壞兩個行李箱。
長時間面對各種環境衝突與政策爭議，讓他身心承受巨大壓力。「憤怒與悲傷如果沒有轉化，最後會摧毀自己。」他回憶當時經常腰部疼痛，常常難以行走。
卸任環評委員後，他開始思考是否要回到教師工作，或繼續走在社會運動的道路上。2007年他辭去教職，投入環境組織發展，並與夥伴創立地球公民協會（後轉型為地球公民基金會）。
李根政指出，台灣在解嚴後逐漸出現「專職社會運動者」的角色。過去多是學者、醫師或教師兼任，但若要推動更長期的公共議題，運動需要組織化與專業化。「如果沒有人願意專職投入，那誰來做？」他說，正是這樣的想法，讓他決定投身其中。
在運動歷程中，他也逐漸思考內在修復的重要性。受到越南一行禪師的影響，他開始接觸正念與非暴力行動的理念。李根政說，非暴力並不代表不行動，而是一種帶著慈悲與覺察的行動方式。「如果只用憤怒做運動，很難走得長久。」
書中也談到他與家庭、藝術與飲食的關係。年輕時不懂為何每年母親有近百次的傳統祭祀，但隨著年齡增長逐漸理解，那些祭祀其實與戰爭歷史密切相關。古寧頭戰役造成大量傷亡，村落中的祭祀活動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撫慰亡魂與安定人心的方式。
此外，他近年重新透過書法與繪畫與藝術連結。疫情期間，他甚至開始畫食物，重新感受土地與自然的豐富。
李根政說，寫作本書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為了記憶，也為了感恩。」
從環境運動到內在修行 李根政談「如何安定自己」
在新書對談活動中，主持人、資深媒體人陳信聰分享，多年來採訪社會與環境運動者，很少看到像李根政這樣「總是帶著笑容」的行動者。「很多社會運動者是帶著憤怒在抗議，但李根政是帶著笑容。」陳信聰說，這讓他好奇，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一個人長期面對社會衝突與環境問題，仍然能保持平靜。
他認為，這本書表面上談的是環境運動與公共議題，但真正的核心其實是「如何面對自己」。在人生與社會衝突中，人們難免會經歷憤怒、挫折甚至想報復的情緒，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安定內心，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
陳信聰提到，李根政在書中並沒有以控訴或指責的方式回顧歷史，而是試圖理解事件如何影響個人的情緒與生命歷程。「他在處理的是後面那一塊——你怎麼面對自己的憤怒、痛苦與挫折，然後繼續走下去。」
在他看來，李根政書中談到的書法、繪畫、飲食與日常生活，其實都是一種面對自我的方式。「不管是寫書法、畫畫，或是其他生活習慣，其實都是在讓自己安定下來。」
每天站40分鐘 用身體整理情緒
對於陳信聰的提問，李根政回應，自己確實長期透過身心練習來調整狀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立如松」的站樁練習。
這是一種他從2007年開始持續至今的修習方式，每天早上起床後，站立靜修40分鐘到一個半小時。「可以把它想成靜坐，只是把坐姿換成站姿。」他說。
李根政解釋，現代人多半長時間坐著工作，因此他更喜歡用站立的方式練習。多年下來，這個習慣不僅幫助他整理情緒，身體也開始有很大的改善。他形容，這個過程就像每天幫心靈「洗澡」。人在一天之中會接觸大量資訊，也會累積各種情緒，如果沒有適當方式整理，很容易讓壓力累積。
「我們每天回家會洗澡，洗掉身體的髒污，但心靈的髒污怎麼清理？」他說，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有人透過跑步、有人聽音樂，而他則透過站樁。近年來，他也開始練習瑜伽與靜坐，早上站樁與瑜伽，晚上靜坐與伸展，每天固定進行身心練習。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常常在微笑，其實是因為身心都有在處理。」李根政說。
改變社會之前 先改變自己
李根政也談到，自己在多年社會運動經驗中逐漸體會到一件事：如果想要改變社會，首先必須改變自己。他回憶，早期從事環境運動時，演講中常常充滿危機與警告。他希望讓社會看見問題的嚴重性，結果卻是聽眾離開時表情沉重，甚至感到絕望。
「演講完之後，大家的臉都垮下來。」他說，很多人最後會問同一個問題：「那我們到底能怎麼辦？」這讓他開始反思，如果運動只帶來恐懼與絕望，反而會讓人失去行動的力量。
因此，他逐漸調整自己的表達方式，從單純揭露問題，轉向強調希望與改變的可能。李根政舉例，高雄過去曾是污染嚴重的工業城市，但經過30多年來公民社會的努力，環境已逐漸改善。「這不就是希望嗎？」他說。
他也提到，自己的家鄉金門其實面臨更複雜的困境，例如海漂垃圾與空氣污染多半來自中國，但居民仍然選擇繼續生活在那裡。「如果只看絕望，其實金門更絕望。」李根政說，但正因如此，更需要保持希望。
對他而言，本書雖然談及許多社會議題，但真正的核心其實是「感恩與希望」。「就像我媽媽以前在海邊挖蚵，一顆一顆慢慢撿。」他說，人生與社會改變也是如此。
他表示，寫作《此岸與彼岸》也是希望記錄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間社會的力量。對他而言，這本書既是個人生命的回顧，也是對土地與時代的記錄。從戰地金門的童年到南方城市的環境運動，他的人生始終在不同世界之間移動，而這段跨越正是他所說的「此岸與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