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到來，各界不免俗地進行「總結與前瞻」，不過此時，眾所矚目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大張旗鼓開幕，在失望、嘆息下落幕，實在難有新年新氣象的喜悅。是誰，在決定我們的未來？決定我們未來一年年面對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危機，未來一年年「新氣象」的考驗與挑戰？
不是新議題卻沒有新契機
1985年，挪威奧斯陸，世界環境委員會公聽會上，研究者提醒：「很難設想還有什麼問題，比『溫室效應』對人類社會、自然環境有更重要的全球性影響......，現在才著手考慮政策已經是很晚了......」
1988年，氣候變化問題首次成為聯合國大會討論議題，各國認知溫室氣體（主要為二氧化碳）減量的重要。
1994年，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150國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但在之後，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仍在不斷上升。
1996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預估，要在21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革命前的2倍（550ppm），屆時全球排放量必須消減至少一半。
1997年日本京都，制訂UNFCCC補充條款《京都議定書》，協定各國個別、共同控制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但簽訂規範僅有38國家及歐盟，6年後俄羅斯才加入，至於美國等排放大國置身事外。
2009年，丹麥哥本哈根，來自世界各國領袖、非政府組織代表參與聯合國氣候會議，協定如何限制各國的排放量、提供資金資助各國的調適政策，但最終完成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實際上，被評為差強人意的協定，除了完全偏離工作小組前兩年努力的建議結論，也被指為「政治宣言」，法律約束力低。
誰是我們未來的決定者？
23年前，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推出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進一步說明環境保護意識、行動，是全人類生存的重要依據，追求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只能建基於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的持久、穩定基礎，對新世紀許多的期許、呼籲，的確影響當時工業社會唯利是圖的氛圍。
言猶在耳，邁入21世紀，第10年了，環境保護果然變成最「政治正確」的意識之一，但在政策、行動上卻處處障礙，再回頭來看，評論者（如紀駿傑，1998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提出，委員會缺乏政治經濟學分析、視野的處方，使其政策淪為不切實際的口號，更顯實際些。
批評認為，在不同族群、階級之間，並沒有「共同」的未來，因為社會的強勢者，特別是資本家及其代表，擷取最多的自然資源，然而環境的反撲與後果，往往是由弱勢者先承擔，而在強勢集團口中的「環境保護」，得在不妨礙他們切身利益的前提，才可能付諸於行動。
氣候會議提醒我們的事
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中，確有需要人類全體一起共同解決的難題，像是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難，不是單靠一己之力可解決，但因沒有共同的急迫性，而在這麼多年來的國際談判中，需要共同努力、甚至相互資助的方案一再被延宕。
近年不少全球賣座的災難電影，不約而同以氣候、自然環境的反撲為背景，但往往將災難化約為「滅絕者」，人類不分族群、階級，都會是「受害者」，事實上，被歸類為受害者的人類，因為強弱位置的不同，而被迫面臨不同時序的殘害。
世界銀行列出氣候暖化的最大衝擊除了海平面上升，還有旱、澇災害及農漁產減量，例如馬拉威、孟加拉、越南及蘇丹，以及吐瓦魯，還有馬爾地夫、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等島國，當操縱著哥本哈根協定那支筆的老大哥們，還在考量各國利益分配得失問題時，許多國家則是面對了生死存亡。對台灣而言，不僅僅是多數邦交國將沈入海平面的損失，許多研究顯示，我們在未來數年也將面臨一次次更艱困的危難。
哥本哈根協定再一次提醒我們，在既有體制下，握有決定大權的集團，不可能在損失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公正思考我們長期的未來利益；決定我們未來的，也不應該是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