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美國杜邦公司突然以電話通知台北市各大報紙、新聞媒體的編輯部，要召開記者會：宣布杜邦放棄鹿港設廠的計劃，理由是，杜邦已無法與鹿港人溝通。長達一年餘鹿港人反杜邦運動的對立局面，終於打上休止符。
鹿港反杜邦事件雖落幕，卻留下不少懸而未決的疑問，以及將來會怎麼發展難題，值得社會大眾深思。
懸而未決的問題是：
一、杜邦公司對台灣的興趣，是基於什麼利益的考慮？
二、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製造出來的高濃度廢水是否可以在台灣海域內「深海投棄」？
三、杜邦公司如撤銷在台投資，對外人投資真的會產生負面影響？對台灣經濟的衝擊真的會很大嗎？
四、讓杜邦在台設二氧化鈦廠，中華民國到底有什麼好處？
發展中的難題是：
一、鹿港反杜邦的街頭運動「自力救濟」對普遍受汙染之害的台灣居民是否具傳染力？
二、將來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的防治汙染的能力是否有說服力？
三、衛生署環境保護局是否能夠制定出管理二氧化鈦汙染的國家標準，地方環保局是否能夠執行？
四、經濟部有關單位將來的立場是什麼？
五、執政黨將來的立場是什麼？
六、在鹿港反社邦運動中應運而生的「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下一個工作目標是什麼？
這些問題自鹿港發生反杜邦事件之後，便沒有機會釐清。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多重因素下，杜邦問題已複雜到只具政治價值，而不具科學討論意義。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杜邦公司未能做好設廠可能性的先驅研究是主因；政府部門反應遲鈍、低估住民力量、不重視民意，封建、權威心態，使主事者對社會變遷的感應有嚴重時差。事件發展中，杜邦公司姿態過高，一直將談判對象放在原就與他們同一立場的經濟部，並想藉赴美參觀「說服」媒體，輕忽尊重鹿港居民意見的重要性。
國民黨則在面臨去年年底立法委員大選，怕杜邦事件刮走選票，做出妥協動作，更使問題急速「政治化」。
中部地區黨外勢力在這段期間，不斷強化杜邦與國民黨的關係，並放出許多捕風捉影的消息，使杜邦設廠的問題，隱隱含有國民黨與黨外處於對立的氣氛。到了這種情境，政治化已成杜邦事件不可挪移的上調。
從這個視角觀察杜邦事件，應可理解，為什麼杜邦必須放棄鹿港。放棄的主要原因也絕非杜邦所說：「受力無法在理性的基礎上溝通。」如此簡單理由。
杜邦公司在這一年餘，總算摸清楚台灣地區的政治社會現狀。他們有足夠聰明才智瞭解，如繼續堅持設廠鹿港，將成為此地政治勢力角逐下的犧牲。
台灣杜邦公司總經理柯思祿有一次與筆者交換意見時表示，他很覺困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管事。」有關杜邦案，他發現似乎許多官員都有權管一下，卻未必管得徹底，因為沒有人能告訴他，到底結果會是怎樣。
柯思祿在此次談話中，批評了台灣官僚體系最「一針見血」的話，「我看不出有任何程序（process）可供遵循。」他的意思是，任何行政體系，應有一套「程序」讓守法者跟，如果守法者有本事跟完了，就可以得到完美的結果。「沒有程序可供遵循」，號稱美國第一流的化學公司，終於見識到「第一流」的行政品質。
他會見筆者時，正是選舉結束之後。筆者問他，選舉中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馬樹禮約見他，並面告，「國民黨與民眾站在一起，鹿港人不要，國民黨也不要。」這些話，是否意思表達得很清楚。柯思祿的回答，十分耐人尋味，他說：「意思很清楚，只不過，我沒想到那些話是要用來發新聞的。」
在處處都感到有「政治意味」的情形下，杜邦公司自然會覺得很不自在。即使當年決定到台灣投資曾獲此地的「政治實力派」人士支持的杜邦；到這地步，恐怕也感杯水車薪了。
國民黨方面，就算當時做成杜邦投資案時，有什麼「首肯」之類的允諾，此時也不得不另作計議了。
杜邦案爭議之初，曾有政府官員以「深明大義」的口氣表示，不應反對杜邦到鹿港設廠，勸反對者要為國家利益多想，要計算杜邦若不來，我們將有多大的損失。持這種想法的官員顯然不把「民心」當一回事。他們沒想過，得杜邦而失民心，那國家利益又將是怎麼算？
「得杜邦而失民心」，部分國民黨官員後來總算有些警覺了。可是主掌經建甚至主管環保的部分官員，似乎仍不能醒悟。
杜邦公司去年提出「鹿港設廠環境影響評估」，預定3月底提交審議，現在報告未出，審議未決前，宣布放棄鹿港但還保留在台灣設廠可能，可算飽嘗苦果後一著十分穩健的棋。
杜邦公司自然已意識到，這份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如果是負多於正的，那麼，他們面臨的將不只是撤出鹿港而已，而是撤出台灣。這是他們所不願意見到的結論。
如果鹿港評估報告「正多於負」，他們懷疑在此事件已高度政治化後，還有什麼說服力。
兩相權宜之後，杜邦公司先聲明撤離鹿港，使這份報告失去價值與時效，可將「競賽狀況」拉回原點，讓杜邦公司要進要退，都有更多籌碼，燙手洋山芋丟回給中華民國政府。因為杜邦在經濟部的「原點」是「已獲准投資」，現在就可以等著看「貴國政府」有無誠意了。
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投資計畫是在台灣、韓國、新加坡三地同時進行。為什麼呢？杜邦公司在「早安，二氧化鈦」的廣告中說過，台北地區的二氧化鈦用量增加快速，使他們覺得有設廠必要。實情如此而已嗎？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到東方來設廠，選擇台、韓、新的目的，都是希望先佔好與中國大陸做生意的「跳板」，杜邦公司在台灣受了這麼多挫折，如此不受歡迎之後，仍然堅持計畫。此地的敏感人士難免要猜了，在台設廠是把生意跨入中國大陸的先驅作業？
對鹿港人來說，所謂的「政治化」，所謂杜邦的溝通誠意，其實他們一點也不在乎。杜邦公司每次溝通，想說明二氧化鈦如何如何，鹿港人必然鼓噪一番，聽都不願聽。柯思祿曾因此抱怨，杜邦公司已經盡力想把有關二氧化鈦的高等技術，用最平凡的語言，解釋給鹿港人聽，但鹿港人不給他們機會。他抱怨杜邦人與鹿港人間已找不到溝通的「共同語言」。
柯思祿與他領導的杜邦人當時顯然並不理解，他們與鹿港人間的「共同語言」，其實並不是「用最平凡的語言說明二氧化鈦」，因為鹿港人安居台灣300年文化的小城，他們有權利拒絕去瞭解二氧化鈦。
即使就溝通言溝通，搞高科技的人要與市井小民溝通，技術上，也不應該要市井小民去「高攀」學習科技知識，而是搞高科技的人應去「低就」市井小民的生活哲學。
去年夏天，一名波士頓的博士應邀來台灣考察文化、社會。安排行程的單位給他們訪問團安排了鹿港，簡介中說這小城是台灣300年文化的保留地，也是早期大陸移民到台灣落腳的集散地。這名美籍博士曾編《公害大輸出》一書講述跨國公司如何威脅第三世界的環境問題。有一天，他很驚訝發現，杜邦公司選擇設二氧化鈦廠的地方──鹿港，與文化訪問團要參觀的台灣300年文化保存地鹿港，竟是同一個鹿港。
他的疑問是，台灣向外國人炫耀台灣文化之美時，介紹鹿港；要設有汙染之虞的工廠時，竟也選在鹿港。他難以理解。
這個故事應該帶給柯思祿與他的杜邦人一些可以深思的內涵吧！
鹿港市井小民的生活哲學，來自台灣300年文化的孕育，杜邦人若想要與鹿港人有「共同語言」，光空口說：「做好鄰居」是不夠的，還要先去體會什麼是「台灣300年文化之地」。
杜邦一直到決定放棄鹿港時，顯然還沒有弄清楚這「文化抗議」的重要性。否則他們大可以漂漂亮亮說：杜邦過去疏忽了，沒弄清鹿港是如此優美的文化之地，我們錯了，我們重新考慮……杜邦並沒這麼說，因為他們並不關心台灣的文化。
也因為如此，鹿港人有理由把杜邦看成是會屠城的「特洛伊木馬」，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在美國記錄最佳的化學工廠，在台灣設廠後，就一定不會出事。鹿港人更有理由這麼恐懼。
拒絕木馬入城，鹿港人所憑藉的是一種為鄉土請命的關懷，一種文化不被尊重的人文悲情。
拒絕木馬入城，擋住的不只是木馬而已，也擋住了現代潘朵拉盒子開放汙染的罪惡不會傾洩入鹿港小城。這個國家的「工業機器」早有傾洩眾毒的野心，在經濟部工業局的文件中早有「線西區建為農藥專業區」之議，而鹿港沿海一帶的土地，本待杜邦設廠之後，全數開發成汙染性工業區。
保住了鹿港小城的，並非政府，而是住在那裡的民眾，而杜邦的離開更不是所謂的「從善如流」。我們應該這樣記得這段發生在1980年代的歷史。
原載1987年4月《當代》雜誌第12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