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在大西洋的另一側，強勁的灣流沿著佛羅里達海岸東側一路向北，往北卡羅來納州的海岸線奔騰。這股洋流攜帶來自熱帶的暖水，在抵達北緯約35度的海岸彎角處時便會轉向背離陸地，向東流入較冷的北大西洋。灣流寬約100公里，厚則深達1公里，但其路徑並非固定不變。在與沿著加拿大海岸南下的寒冷拉布拉多洋流相遇時，其路徑便開始蜿蜒起來。這些擺動孕育出一種獨特的海洋特徵：四處遊走的旋轉水島，可以持續數周甚至數月。身為陸地生物，我們有必要多花點時間來理解這事有多麼奇特。在陸地上，我們獨特的地理和生態特徵——森林、草原、山丘和池塘都固定在同一位置，我們會將之繪製在地圖上，當作地標。現在試著想像一下，郊外那片棲息著啄木鳥、蕈菇和松鼠的迷人林地，竟在大地景觀中緩慢地漂移不定。你無法預知它下個周末會出現在哪裡，每次帶狗散步時都必須先將它找出來。接著，再想像一下，幾年之後它居然完全消失了，但附近又出現了兩個非常相似的林地。旋

關注河溪生態的夥伴，除了阻擋棲地破壞之外，也常實地在水域現場監測了解。在調查與觀察的過程中，幾乎不可能不記錄到外來種的問題，而近年來的西部河川，更常常顯現出新的「島內入侵種」問題，生態人看到就直搖頭，嘆著：「啊，這裡也被入侵了。」而這些被當作瘟疫般忌憚的入侵種，卻是以往僅次於櫻鮭的另外兩個「國寶魚」。從國寶魚變成強勢入侵種當時的人們也真的沒有「想太多」。一九八九年，台灣首度頒布《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一波的保育名單裡，有高身白甲魚這個物種，當時嚴重瀕危的櫻花鉤吻鮭無疑地被稱作國寶魚，而「圈內人」才會知道，櫻鮭之後還有「第二國寶魚」高身白甲魚，以及「第三國寶魚」何氏棘魞。即便有此稱號，甚至法規限制，時至近十年後我當兵時，仍許多人飼養，可見當時人們幾乎沒有環境意識，魚就是抓、吃、養，愈珍貴愈好賣只會抓愈兇，法規嚴格限制之前，甚至毒魚炸魚都是常態。高身白甲魚和何氏棘魞依當時見解都是台灣特有種，加上

一隻在熱天裡飛翔的雌性蜜蜂工蜂，不但要對抗炙熱的陽光，同時還要對抗其體內的火爐。為了驅動翅膀，牠會收縮位於胸部的強力飛行肌，速率高達每秒鐘兩百次之多；這種運動程度將產生巨大的熱量。該隻蜜蜂的內在溫度可升至致死的程度（48°C至50°C），如果不是因為體型小以及飛行時產生的氣流以對流方式散熱，牠將在飛行一到兩分鐘內被烤焦。在無風的日子，停留在一朵花上覓食，牠還是要面對炙熱陽光的全面衝擊。當蜜囊及花粉袋都裝滿了花蜜及花粉時，工蜂會直接飛回群落，在那裡有數以萬計的同伴擠在一起，每隻的身體也都一樣熱。多虧了蜜蜂在生理和行為上的一些適應，就算在炎熱的沙漠，牠們也能存活並繁榮至今。大多數大型的飛翔昆蟲都演化出在飛行中防止過熱的機制，像是流經飛行肌的血液將熱量從胸部帶到腹部，然後將熱量從腹部散去，就好似在汽車引擎外流動的冷凝劑通過散熱器一樣。但蜜蜂的特殊解剖構造，使得這種方式變得不可行：將血液從蜜蜂腹部

加州的一年，是以大批蜜蜂的湧入開始，並以另一場大規模的昆蟲遷移作為結束；而且這一次不需要身著白色防護服的卡車司機，也不見嗡嗡作響的蜂巢。每年10月，一波由帝王蝶翻湧而成的橘黑色浪潮，會遠從愛達荷州與猶他州的某些地區湧向加州海岸，加入當地衝浪客與科技工作者的陣營。這場奇觀總會吸引遊客前往加州南半部，以恭逢帝王蝶群聚於尤加利樹上、享受牠們溫暖「冬季假期」的盛況。大約同一時間，另一群帝王蝶則展開了更長且更艱辛的遷徙，牠們這趟旅程跨越國界與多個世代，從美國東北部與加拿大一路南飛，目的地是馬德雷山脈（Sierra Madre），位於墨西哥中部脊梁山脈中十多處隱秘的越冬之地。搭乘飛機，你大約5小時就能從紐約到墨西哥城；而帝王蝶能完成同樣路線的旅程，卻可說是一項壯舉。這種脆弱纖細的生物，重量不過如一顆葡萄乾，竟能只靠翅膀、氣流，以及精確磨礪出的本能，完成將近4800公里（3000英里）漫長曲折的旅程。每

編按：美國科普作家茱莉亞．羅思曼推出《昆蟲解剖書》，以手繪插圖與圖解，將豐富的昆蟲構造與生態知識轉化為科普圖文書，適合各年齡層讀者閱讀。本次摘錄〈色彩最鮮豔的昆蟲〉章節，介紹自然界中的視覺科學。從擁有金屬光澤的「寶石甲蟲」吉丁蟲，到常被誤認為蝴蝶的馬達加斯加彩燕蛾，本書呈現昆蟲如何利用色素與外骨骼的微細結構折射光線，並運用這些色彩進行求偶、避敵等演化生存策略。色彩最鮮豔的昆蟲雖然許多昆蟲的體色是深黑色或棕色，但也有些展現出了生物中最鮮豔的色彩與圖案，特別是蝴蝶、蛾及甲蟲。這些昆蟲身上的奇特色彩，是由色素以及外骨骼上細小而複雜的紋路與凹槽所構成的，這些紋路和凹槽可以吸收、反射不同波長的光而呈現色彩。馬達加斯加彩燕蛾這種晝行性的蛾常被誤認為是蝴蝶，儘管牠僅分布於馬達加斯加島，但因其美麗的外表而聞名於世。吉丁蟲吉丁蟲外骨骼上的微細結構能夠反射光線，呈現出金屬般的光澤，所以英文俗名稱為「寶石甲蟲」

看到那條鱸鰻是12月下旬的事了，當時我在橋墩下的水窪野採，翻開石頭就看到一道彎曲泅水的身影。那條鱸鰻速度不快，但由於魚體光滑以及器材不足，我只能看牠消失在岩縫之中。彼時冬日，河道上大水不來，那條鱸鰻就在幾平方公尺大的淺坑裡等待著雨，感受自己的世界在時間裡逐漸蒸發，我則定期在晚上到來，使自己的精神保持潮濕。看到那條鰻魚以及空手而歸因此變成某種儀式，我必須拿著抄網尾隨，牠則必須隱沒於河的諸多孔隙，告訴我一個人無論怎麼在河邊行走，意識裡依舊會有保持乾燥、堅硬的地方。河道上的每一個水坑都是雨、河床、植被與命運協商的結果，後來河道上又下起了雨，新的地貌掩蓋過舊的記憶，鱸鰻棲息的水坑形狀改變、範圍縮小，我不確定牠究竟是趁河漲時離開了，還是仍躲藏在我看不到的位置。但老人一直在那，宛若一棵虯結的倒木，他已經習慣我不時造訪河，就像我在路上也期待橋下有一個身影正在盤腿打磨石頭一樣。橋由兩道公路組成，如果你傍晚

在世界上，從事樹冠層研究的向來是非主流小團體，不過在這個同溫層中，很少人不知道《國家地理》雜誌2009年在紅杉國家公園所進行的全球最高樹木「紅杉」的等身照拍攝計畫。當時美國《國家地理》攝影團隊出動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利用架設好的高空索道，垂直移動專業攝影機，拍攝樹高近百公尺紅杉的每一個角度，再透過電腦影像處理技術，拼接上百幅照片完成紅杉的無扭曲等身照片，更透過配置不同高度的攀樹者，來對比巨木的宏偉與人類的渺小，使人們湧起對原始林巨木的孺慕之情。一幅影像，昭告了原始林保育的重要性。從事樹冠層生態研究多年，我深知台灣山區原始林的美麗與狂野，絕不輸這些聯合國公告的世界遺產等級保護區，也曾經夢想過類似的拍攝專案。不過一方面礙於經驗與研究資料不足，一方面也無法募集這麼龐大的資金來進行這種攝影專案，所以夢想始終只是夢想，難以實現。直到2016年8月，我偶然在倫敦的國際樹冠層研討會中接觸到Jen Sang

大雨馬蹄般落下，整條河開始行走，我的記憶遂淹沒在嘈雜的腳步聲中。與眼前的景象不同，幾個禮拜前花蓮溪沿岸還是一片乾燥的河岸，沒有泥漿橫流，幾個小水坑挨在沿岸清清澈澈的，沒有擾動，就連溪魚的竄逃都是默劇風格，不過只要往上走，看到伏流擠牙膏似的注入水坑，人們才會恍然大悟：喔，這是一條沉默的河。水坑平均深度落在大腿左右，踏步就會揚起泥沙，我趴在水中，盡可能不弄濁池水，將鏡頭指向草根旁的無孔塘鱧。因為底棲的習性，塘鱧在英文中被稱作「Sleeper」。白天，棕塘鱧潛伏在岩石縫隙，伺機捕食，體色和陰影幾乎一致。直到無光的夜裡，才會在沒有遮蔽的地面袒露真身，月色在水中溶解些許，大群大群的塘鱧趴在地面上構成一座被催眠的小鎮，靠得極近也不逃跑，很難判斷牠們是不需休息，還是從未醒過——「Sleeper」這個名稱，我偏愛翻譯成「沉睡者」。無孔塘鱧的成魚也同樣底棲，然而一根指頭大的幼魚會在水體的中上層游動。眼前的無

「今年太陽太毒，我家後院的菜園很多菜都枯光了。」坐在最前面的阿婆一邊搖著扇子，一邊說：「水澆了也沒用，還長出一些奇怪的蟲，幾乎沒收成。」那天下午，台南的空氣又濕又悶。我到市府舉辦的「抗高溫行動工作坊」。會議室裡大約20個人，有里長、社區協會代表、環保志工。冷氣開著，陽光從玻璃窗灑進來，照在桌面上。我讓簡報提早結束，請大家圍桌討論。桌上放著便利貼和彩色筆，沒多久就貼滿文字。「阮孫那麼熱也要去上課，體育課還站在外面晒，足毋甘啦（捨不得）。」阿婆說。身旁一位老伯似乎有不同看法：「有些人開車上班，辦公室有冷氣，是要放什麼假？台灣這氣候，整個夏天都別上班了吧。」里長看我走過來，招手說：「老師，我聽說天氣太冷時，政府會啟動應變，補助農民損失，發救助金那些。」他頓了一下，接著問：「那天氣太熱咧？我們晒到中暑，或是農產損失，也算受災戶嗎？」我拿起桌上的彩色筆，在全開的海報紙上寫下兩個字——災害。我心裡想：

12月4日世界野生動物保育日——誰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動物？若問「地球上最具侵略性的動物是誰？」從各種角度來看，恐怕沒有任何物種能與「人類」相比。人類開墾森林、建造都市、汙染海洋，改變了許多自然環境，人類的活動還影響了大量物種的存續。外表優雅迷人的「台灣梅花鹿」，就曾差點在人類逼迫下從台灣滅絕。曾經，台灣各地山林都棲息著許多鹿。有些地區的名稱，更因周邊環境有鹿動，而以「鹿」字為名，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鹿港」。據傳鹿港早年稱作「鹿仔港」，與當地鹿群及獵鹿文化有關。台灣許多縣市可見「鹿寮」、「鹿仔坑」等地名，往往也都是因為鹿的存在而得名。17世紀荷治時期，由於中日鹿皮市場興盛，梅花鹿遭到大量獵捕。當時一年外銷的鹿皮，至多可超過10萬張。同時，先民為了耕作及建設，持續開墾台灣的平原地區，使梅花鹿的棲息地一直減少。大約20世紀初，台灣西部地區已經看不到梅花鹿的蹤影。1969年，最後一隻個體在台東被捕

譯按：作者艾琳說，居民在「三哩島核電廠事故中可能承受的輻射劑量，往往是經由電腦模型推估而得，卻很少參照當事人在事故發生之時的真實經歷。」這篇關鍵的口述歷史，使我們得以理解，事故發生後，當地民眾、植物、動物淪為輻射曝露的實際劑量計的情況，並使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所有受訪的人的年齡都是1979年三哩島事故發生時的年紀。我當時留在高尖塔。我猜是週日或週一進行疏散時，我覺得口中有個金屬味。有些人形容是苦澀味，我同意是一種金屬味。就像你放一根老的餐具在嘴裡，那種金屬鍍層已經磨損的餐具，就會感覺到的那種味道。那種味道在事故發生後持續了幾週，我那段時間會感覺到，特別是在戶外時。如果我在院子裡忙或跟孩子們在戶外就會感覺到，室內就比較不會。每次都是在高尖塔，都在這個地理區域。我太太也有感覺，但我們的小孩沒有。他們當時一個兩歲，另一個四歲。事故發生後，我立刻到三哩島幫當地民眾做體檢。之前那個週六應該是復活節

譯按：一如作者所言，居民在「三哩島核電廠事故中可能承受的輻射劑量，往往是經由電腦模型推估而得，卻很少參照當事人在事故發生之時的真實經歷。」 艾琳．美緒子．史密斯（Aileen Mioko Smith），原名是艾琳．史密斯．片桐（Aileen Smith Katagiri）。她在1989年3月27日，三哩島事故十週年紀念日發表本文，這篇文章現今重新刊載。特別感謝作者慷慨授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中譯這篇口述歷史，以供教育與非商業使用。 這篇關鍵的口述歷史，使我們得以理解，事故發生後，當地民眾、植物、動物淪為輻射曝露的實際劑量計的情況，並使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所有受訪的人的年齡都是1979年三哩島事故發生時的年紀。三哩島：居民的親身實證在三哩島事故發生三個月後，五個關心此事的日本人於1979年夏天自費前往賓州中部，實地研究這起事件，以及它所帶來的後果，其中包括兩位律師、一名學生、一位放射研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