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潔

編按：60年前，倫敦成功摘掉「霧都」帽子，是目前的中國心目中治理空氣模範。但60年後，前往取經的中國民間人士也發現，倫敦的空氣難達標屢遭歐盟警告，這昭示著空氣治理從來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當中國開始認清治理之路將如此漫長的同時，台灣又有什麼對策？在泰晤士河南岸，形同「玻璃蛋」的市政廳裡，倫敦市議員戴倫•詹森戴著他標誌性的綠領帶，在一間色調和外面天空一樣灰濛濛的大會議室裡，接待了一群特殊的中國來客。戴倫•詹森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綠黨成員，對面的中國客人則是幾位粉絲量數十萬的「微博達人」，他們大多來自北京，對北京糟糕的空氣品質忍無可忍，期待著上一堂空氣治理課。以死亡4000人的1952年大煙霧事件為起點，歷經60年治理，倫敦看似成功摘掉了「霧都」帽子，成為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知恥而後勇」的典型。然而，就像不能追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之後的故事一樣，倫敦童話的結局有點出人意料。在歐盟標準下，倫敦現在仍是整個

編按：2012年，短短四個月內，中國爆發了三起公民環境抗爭（在中國，以「環境群體性事件」稱之）。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探討應對良策。馮潔、汪韜遍訪中國相關黨政部門、專家，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新思維。北京大學環境法專業碩士生周霖（化名），將自己的學期課程作業鎖定在環境群體性事件研究上，課題名字叫做《開窗》。然而，令她始終困惑的是窗開何處？環境群體事件的解決機制到底在哪裡？這並非周霖一個人的困惑。2012年11月17日，周霖旁聽了一場名為「公共領域中的衝突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學術會議，參會人士包括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黨校的教授、社區管理者和非政府組織，甚至還有一名法官。在這場僅召開一天的會議上，竟有4個報告的主題是環境群體性事件。會場裡，主持人常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也在反覆問：「除了協商之外，還有什麼解決方法？」事件增速與案牘上的進步周霖的課件資料裡有兩個來不及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