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州垃圾隨袋徵收試辦」談起(上) | 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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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垃圾隨袋徵收試辦」談起(上)

2012年08月20日
作者: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賴偉傑提供今年7月,「效法台北,廣州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新聞,在台灣媒體上出現。這是一個小新聞,大概滿足了台北市的一些優越感,但兩岸的環境題交流,垃圾問題恐怕是最多且最深入的,也因此這新聞背後的來龍去脈,是一個值得探索更重影響層面的切入點。

垃圾問題的中國崛起

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以及政府希望以內需來填補外銷趨緩的情況下,鼓勵消費成了主要基調,因此垃圾量也明顯大幅度增加,但解決能力卻嚴重度不足,「垃圾圍城」的威脅節節逼近。

中國高房價問題嚴重,城郊地區是中產、受薪階級都得辛苦打拚才勉強買得起。隨著城市擴張,原本早期規劃興建垃圾處理設施的用地,就是在中產階級的住宅區。因此反對焚燒、掩埋的捍衛家園、中產階級階級特色維權行動,在各地蔓延開來,成為當今中國最切身、最迫切且最具能量的環境議題。

中國環保團體自然之友每年編寫的《中國環境綠皮書》,已連續5年把垃圾議題放入,而2008年的北京高安屯的反掩埋場、2009年的廣州番禺區波瀾壯闊的反焚爐抗爭,更是提昇了垃圾議題的爭議高度。

而這些抗爭出現了很多新的發展與轉型。如北京的高安屯附近社區,以訴訟及公民記者報導方式持續維權;北京的阿蘇衛附近居民,則是在抗爭之餘,開始有公共倡議以及推動建構前端處理模式實驗的「綠房子」計畫並行;而在廣州的番禺區,除成功以網路公民論壇凝聚論述與社區行動力外,後來還推動「綠色家庭」計畫,以身體力行證明垃圾減量與分類是可行的,現在更進一步成立「宜居廣州」協會投入長期的城市環境改造。

當這些運動都取得巨大的公共性與正當性,也讓中國各大城市的政府產生極大壓力,必須開始加速及加強推動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的進程。像上海、北京、廣州、杭州,有的是展開大規模的社區試點,有的加速制定具罰責的「垃圾強制分類」規範,有的甚至以「垃圾袋編碼實名制」檢查家戶分類效果。

這些過程,是中國前所未遇的。因此像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將近十多年前,整個發展頗為相似的台灣垃圾經驗,就成為眾多石頭中的一顆,也因此,兩岸各種利益相關方在垃圾議題的交流與互動,超乎想像的熱絡且深入。

兩岸垃圾議題的「交流」與「連動」

很多中國的地方政府官員,來台灣參觀焚化爐,希望得到他們想要的答案(例如:「燒,可行」)。雖然台灣的官方解說會同時提醒:資訊公開、民眾參與的必要性之類的話語,但「回饋機制」才是他們認為最有收穫的巧門;另外台灣焚化爐開放式的參觀教學導覽的服務,以及越來越細緻的環保公關,更是讓他們大開眼界,躍躍欲試。

然而,「台灣經驗」,還有另一批。近幾年若干人自稱是台灣「環保署焚化爐政策顧問」、「焚化爐BOT政策設計顧問」等,以專家身分,在中國大陸高談闊論,或傳遞片面的資訊,有的是焚化爐操作廠商的業者,有的是以專業公司方式,以協助政府的「焚化爐政策管理」諮詢顧問身分而賣力穿梭。

當然,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台北市的「垃圾隨袋徵收政策」了。在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城市館中的台北市以此為主題;而企業館中,中國房地產業龍頭萬科集團的展館,三大主題之一也是台北的減廢經驗,因此這個政策被大力宣傳。在強力的行銷下,很多人、很多城市覺得其中的「使用者付費」、「製造垃圾多就多交錢,製造垃圾少就少交錢」很有道理,甚至打算參考跟進。

然而,在台灣此政策並非斷裂或突發奇想天外飛來一筆的,而是有相當的社會與歷史脈絡才發展出來的。因此,在中國出現第一個所謂「效法台北垃圾費隨袋徵收」的城市政策規劃時,我們必須更細緻地來還原與面對完整的樣貌。

台北市隨袋徵收制度的前置與發展脈絡

台灣在1992年開始建立垃圾收費制度,1997年建構社區參與、政府協力、回收循環體系建立、生產者預繳回收處理基金的「四合一資源回收」制度框架,由政府成立資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回收循環經濟得以運轉並成為產業;民間以社區總體營造以及社區運動模式,深化環境清潔、資源回收社區化,也才慢慢奠定了厚實的社會基礎。另外,當時陸續進行的「垃圾不落地」的垃圾分類分離清運模式,以及增修垃圾費可以以「隨量徵收」的法源,終於讓後來的隨袋徵收制度得以水到渠成。

除此之外,台灣各地風起雲湧的反焚化爐、反掩埋場群眾抗爭,以及對政府垃圾政策偏重花大錢蓋硬體的強烈質疑,才是那個時候最重要的社會氛圍。也因此,類似垃圾隨袋徵收這種措施,雖然一開始民眾感到麻煩、抱怨擾民,但比起填埋場、焚燒場附近居民的處境,這點不方便實在微不足道。換言之,「鄰避設施的抗爭,反倒成為政府推動垃圾減量的助力」,才是催生台灣「零廢棄政策」的台灣經驗中的最重要核心。

這些制度建立與群眾抗爭,兩種推力與拉力的社會積累部分,至為關鍵,但都在台灣官方的垃圾政策史中被簡化或淡化。這使得垃圾處理的「台北經驗」,反以當時市長「政治明星的施政魄力」為重點。

這樣的淡化,將使得其他城市在參考台北經驗時,因而忽略很多變因和細節,這可能導致重大失真,甚至成為難以操作推動的致命傷。

也因此,兩岸垃圾議題的「交流」與「連動」中,另有一塊更重要的,那就是NGO與社區經驗的部分。

※本文轉載自立報環境前線,(下)將於明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