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號下午登場的總統候選人辯論一開場，宋楚瑜就把氣候急遽變遷帶給的「常態性天然災害」，列為台灣六大挑戰之首。可惜，這是整場辯論中碰觸氣候議題的唯一一次。
氣候議題在這場辯論的缺席，不免讓人擔心。畢竟17天前，甫落幕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各國政治領袖才奮力縮小歧見，跨過六年前在哥本哈根跨不過去的障礙，簽署足以牽動人類命運的減排協定。而即便台灣仍非締約國，要能成為國際社會認可的夥伴，終就不能無視新浮現的國際氣候治理框架。台灣的產業、能源、稅制等政策，遲早得隨之調整。
不過回想會議期間，台灣媒體熱議的是王如玄買了幾戶軍宅，賺了多少不義之財。當時「環境資訊中心」戮力發出的42篇連線報導，平均每篇點閱數沒有破千；udn global 轉角國際刊出的COP21專題的六篇專文，除了藍之青的〈後《京都議定書》的時代轉捩點〉一文引起較多注意，其餘每篇也僅2000多人點閱。
即便我們已經連續多年，不斷見證創記錄的氣候災害；即便，今年到了冬至，還有在夏天的錯覺。台灣的現實是：我們從打臉政治人物得到的情緒高潮，遠遠壓過對如同氣候這種漸進、深遠議題的關注。
總統候選人辯論的那天下午，我恰好有機會問到《海平面上升最前線．吐瓦魯》的作者吳郁娟：吐瓦魯國作為可能率先被淹沒的島國，其國民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如何？她反問「你想想台灣人的態度吧。如果海平面上升，台灣西半部有可觀面積也將淹沒；其實面對暖化台灣也很脆弱。但台灣人有因此比較關心嗎？」
我默然。
「COP21巴黎大會：氣候政治與台灣」講座。圖片來源：CNEX紀實頻道。
氣候政治的變遷
碰到吳郁娟的場合，是我協助CNEX紀實頻道規劃，跟《報導者》與環境資訊中心合辦的「COP21巴黎大會：氣候政治與台灣」講座。講座安排了三位巴黎大會的親臨者，與兩位台灣環運界領袖與會分享，並邀請《報導者》共同創辦人張鐵志主持。地點在敦南誠品一樓，一個川流人潮不難見到的角落；時間則恰好排在總統辯論的那個下午——這是個意外，但回想起來顯得饒富深意。
「氣候政治」一詞，台灣人或許仍感陌生。不過正如首位與談人、台大政治系林子倫副教授指出，從1980年代溫室效應被注意以來，「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早已從一個「科學議題」，轉變成為各國角力責任分配、解決途徑的「政治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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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倫。圖片來源：CNEX紀實頻道。 |
林子倫當天替大家扼要勾勒了京都協議簽訂以來，全球「氣候政治」格局的幾大挑戰，接著指出這次巴黎協議得以簽成有四大因素：一、美國（最大工業化國家）、中國（最大發展中國家）、法國（主辦國）這次都展顯承擔領導責任的意願；二、用由下而上的「自願性減碳目標」機制協調責任分配；三、與會者具體承諾成立「氣候資金」，協助技術發展與氣候調適需要的融資；四、協議採「法律約束力彈性設計」，以適應各地實際狀況的分歧。
他進一步預言，巴黎氣候協定簽訂後將出現五個重要趨勢，包括：排碳定價（有價化）的時代來臨、能源結構轉型、城市或地方治理機構重要性的提升、化石燃料補貼政策的終止或改革，以及氣候議題與其他人權正義議題（例如世代、性別、原民、區域）的結合。
「在氣候危機與能源安全的挑戰下，全球正進行一場以低碳發展為核心的革命！」林強調，台灣需要的不僅僅是「減碳」，而是整體的「國家氣候戰略」；這涉及政府多部會（如環保、能源、產業、財稅）、多層級（中央、地方、城市）的整合，也需要社會各界參與。
巴黎大會的現場見證
不可諱言，台灣面對全球氣候政治的陌然，需歸咎於我們在國際上並未取得完整國家地位造成的孤立。畢竟從京都、哥本哈根、德班到巴黎這一系列氣候談判中，台灣總是沒有加入協商締約的資格、難以獲知最新資訊；社會更難感受到「氣候談判」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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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郁娟。圖片來源：CNEX紀實頻道。 |
這天有幸，第二位與談人吳郁娟，因為過去在土瓦魯擔任過兩年環境志工，今年獲邀加入土瓦魯代表團，得以近距離見證談判過程。在她的生動描述下，我們才知道，因為各方均有在會議結束前完成談判的壓力，所以談判中都派出三位代表輪番上陣，過程宛若漫長的接力馬拉松，24小時不間斷進行。談判過程聚焦於協議本文，關鍵字詞的納入微調均需經過多方斡旋；漫長而無聊的過程中，也不時爆發高張力的言語衝突。
「為何人們懼怕恐攻、卻無視氣候災難？」吳郁娟用土瓦魯總理 Enele Sopoaga 在會場演講中說的這句話，帶出該國的核心主張，包括「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每五年回顧減緩成效、控制全球昇溫1.5度，以及建立氣候資金以及災害損失賠償制度」。這幾點，也是「小島國聯盟」（AOSIS,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44個成員國或觀察國中的心聲；而當中，有許多島國又恰好是台灣的友邦。
而代表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出席的李冠億，則接著用大量活潑的影像記錄，描繪出這場峰會中的「青年參與」。他指出，相對於各有政治或商業盤算的「大人們」，青年的行動，往往更基於純粹的價值理念；其也反映了環境污染「前人造業、後人承擔」的世代不正義。
主辦峰會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祕書處，在政府代表的正式談判之外，也有九個常設平台，提供世界各地利害關係團體與公約祕書處的對話平台——包括面對商業與產業界的 BINGO、學術教育界的 RINGO、城市與地方政府的 LGMA、環團的 ENGO、工會的TUNGO、原住民的 IGO、以及面對全球青年團體的 YOUNGO 等等。這次氣候峰會前，全球各地的青年團體考量來回巴黎的交通負擔，更自主分別在九個地方先舉辦地區性的青年會議（Conference of Youth, COY），擴大參與、彙整意見。
李冠億參加的YOUNGO，全球有1000多個年輕人參與，在會議期間討論串連、遊行造勢，熱鬧活潑。不過當中「亞洲青年」只有40多位，對比之下，這次或因由法國主辦，來自非洲大陸前法屬殖民地的年輕朋友還為數不少。李冠億認為，亞洲青年人數的弱勢，不僅反映出亞洲在地理上的邊陲，在國際政經角力的邊緣，也肇因於亞洲本身內部的異質，與共識的困難。
其實不只亞洲，連台灣自身對於「COP21是什麼，台灣可以做什麼」也欠缺思考，遑論共識。李冠億也反省到，整個過程中身為台灣青年代表的「欠缺著力點」。而這就連結到最後兩位兩者的觀察。
台灣媒體觀察與政策方向
最後分享的是兩位環保運動的老將——環境資訊中心主任彭瑞祥，以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兩位分別從媒體觀察跟政策分析角度，把焦點拉回台灣。
彭瑞祥在環境資訊中心服務十多年，他基於自身多年觀察，指出「國際氣候議題」的傳播在台灣社會持續弱勢的處境。「當全球在暖化的時候，我們的媒體溫度計是失靈的，」他下了這樣的註腳。只有當新聞勾動檯面上的政治爭議時（例如扁政府時代李遠哲「核能減碳說」），或是出現如裸體抗爭之類的花邊時，才會稍微引起關注。
在這樣的脈絡下，他認為這次主流媒體對COP21，已顯相對關注。可惜許多報導都聚焦在枝節瑣碎的花絮，例如國籍、護照、名稱等問題，或是空泛的「前進聯合國」之類的敘事，罕有涉及真正核心的，會議的「談判過程」跟「文本意義」的報導分析。面對主流媒體的不足，環資這次跟台達電基金會的「低碳生活部落格」、美國環境媒體ENS合作，推出42篇現場與編譯報導。然而一如本文開始提到的，社會關注仍有落差。
壓軸的賴偉傑只用了一張投影片，卻提綱挈領地勾勒出一張台灣全方位的行動藍圖：
首先，他將市場機制視為前提，主張應透過「能源稅、檢討補貼」等措施，將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變成企業決策帳面上的數字；並透「資訊充分揭露」讓重視環保責任的優質企業，能將其努力轉化為市場利基。
其次，針對「自願減排目標」的訂定，他強調需要充分的「公民參與」。公民參與，不僅僅是匯集意見，讓台灣的目標設定能更有民主基礎，更是一種召喚民眾「共同承擔」的必要過程。
再者，有時「城市」比「國家」是更重要的行動單位。不管是人類社會的降溫節能，或是極端氣候（如大雨洪水）的調適，城市空間的設計再造都有重要角色。凸顯城市層級的能動性，更能透過國際城市網絡的參照學習，協助基層公務員豐富「治理可能的想像」。
最後，賴偉傑強調，面對「氣候變遷」我們要的不只是減碳，而是涵蓋能源、防災、住居地韌性、極端氣候調適等的「系統變遷」。這種變遷需涵蓋全國，但需本於社區層級的行動，且牽涉到包含企業、消費者、農民、工會等多方行動者。他特別以歐洲卡車司機工會爭取減少「長距駕駛」，連帶使企業在遠距運輸改用火車、船運等「相對低碳」交通模式」的例子，說明針對勞動條件的抗爭，何以可能連帶提高環境有善性。
他甚至呼籲大家想想，「如何協助我們的邦交國面對氣候災難。」
代結語：台灣還能躲多久？
從國際氣候治理架構的變遷、峰會現場不同角度的見證，到台灣氣候議題的媒體觀察與行動方案——27號下午這場講座，讓與會與場邊駐足聽眾，看見「氣候政治」的形貌與台灣的連結；也彌補的同時舉行的總統大選辯論中，欠缺的一片視野。
其實，在目前浮現的國際氣候治理框架中，台灣還能免於某些壓力，正肇因於我們國際地位的孤立曖昧；因為中國在聯合國架構下代表台灣，也連帶把我們排碳的帳一併擔了。我們尚未面對實質壓力，所以能這麼無感甚至驕傲地擁有，全球排碳領先前茅的工業廠區與電廠。
倘若爭取台灣主體地位與擴大國際參與，確是台灣社會共識，我們也更該努力跟上變動中氣候政治格局，以最國際標準扛的起自己的業。千萬不要有天發現，追求獨立自主的最大阻礙，竟是高額碳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