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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告別沙塵暴?

2007年04月16日
作者: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北京沙塵暴(照片來源: Ben)北京的空氣因受沙塵暴的影響可令人窒息。蔣高明對沙塵來源的乾旱和生態惡化的中國西部進行了研究,並發現該地區草原的恢復治理工程是失敗的。

近日,中央電視臺預報沙塵天氣將再次光顧北京,事實上3月份已經光顧過4次了。前2天,連地處東南沿海的上海都被北方來的沙塵籠罩了,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為了減少人們的恐懼心理,氣象預報部門把沙塵暴更名為沙塵天氣,或者揚沙天氣。且不論哪種叫法,人們對於沙塵暴大頻頻光顧是非常熟悉的,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沙塵暴幾乎成了春季北京必然要接待的不受歡迎的「客人」。

當人們咒駡沙塵暴的時候,筆者卻獨自憂慮。中國又損失了幾十萬噸的寶貴「國土」,長此下去,植物在哪裡紮根?關於沙塵源,學者們爭論了好幾年了,「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進口」的是指沙塵物質來自蒙古國和相鄰的前蘇聯的幾個加盟國,「國產」的來自新疆、內蒙古、寧夏、甘肅等乾旱、半乾旱地區荒漠、草原以及沙地草地的生態退化。但無論怎麼爭論,最近30多年來我國西部脆弱地區的生態退化是不爭的事實。「進口」之於「國產」的比例,無論是三七開也罷,四六開也罷,採取正確的措施護土,恢復草原和荒漠地區生機,減少沙塵暴危害才應該是中國的首要任務。

投資近600億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實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護林」工程,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此巨大,為什麼沒有有效地阻擋沙塵暴呢?這恐怕就是我們每年面臨沙塵暴的核心問題,針對沙塵暴,我們該怎樣作為?

首先是草和林的關係。在乾旱、半乾旱的荒漠地區、草原地區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態學上意義上的植被類型按照覆蓋度和生物量來劃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後才是林,這是自然界鐵的規律。例如,錫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蓋率只有0.87%。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問題,拿林來治。試圖在草原和荒漠上種出森林,這就離生態治理的目標背道而馳了。經過我們反復呼籲,灌木開始受到重視,甚至被改「姓」了林。有科學家考證,上述地區幾千萬年前有林,但這個目標太遙遠,我們花再多的金錢也難以實現。事實上,用草捂蓋沙塵暴比用樹木阻擋沙塵暴的效果要好得多,並且草不需要種,保護就行。活林要動用地下水,長草僅需天然降水。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現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蓋,地是濕的,沙塵暴從何而來?林就不具備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點上治理還是面上治理的關係。現行的做法是,生態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驗收的點上,這些點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錢,治理效果是不錯的。然而,對於貢獻沙塵物質更多、離公路最遠、破壞更嚴重的地區,卻無人問津。筆者曾經問某旗林業局長,為什麼不在偏遠的嚴重破壞的地區飛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乾脆,「在那裏治好了給誰看?」。點上治理原來是給人看的。給誰看?給主管經費來源的領導看而已。如果你夏天驅車去草原或者荒漠地區,看到恢復很好的草原,或者種植非常成功的灌木叢,千萬別高興的太早。因為點上治理的面積占遠不到10%,而面上破壞的面積高達90%。這就是我們每年要面對沙塵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國際上,乾旱、半乾旱區的人口適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門超過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來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強的流動性,能夠給草原「休養生息」的機會。而今天他們定居下來了,對自然的壓力明顯增大,生態破壞就難以避免了。必須通過正確的措施,引導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鎮上來。這樣做的前提是,國家用於生態治理的費用要大部分用到居民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態治理與生態扶貧的關係。沙塵暴是牲口「啃」出來的,是農牧民「種」(開荒)出來的,是人為「治」(沒有長林的樹坑變成風蝕坑)出來的。目前,生態治理的做法,與當地老百姓的生存發展嚴重分離。國家的治理費用不是給當地的老百姓帶來好處,而是肥了當事人。筆者粗略算過一筆賬,將「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護林」兩項相加,投入到每畝土地上的費用是326元,這樣在內蒙古南部項目區的牧民,每戶僅從國家「造林」項目中,當年收益就高達48.9萬元。如果近50萬元中的哪怕十分之一給牧民,讓他們放下馬鞭子,拿起鐵楸去載柳,他們就可以保證自己家裏的土地基本不起沙塵暴,自己還能致富。事實上,國家的錢一分也沒有用到牧民那裏,每戶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萬元!在內蒙古某旗,我們為牧民成功恢復了4萬畝的沙地草地,卻面臨著交不起每年不足1萬元的看護費的尷尬局面。

第五是東部和西部的關係。中國人常常用「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來形容生活的富足。「五穀」就是糧食,這一點人人盡知;而「六畜」我們重視還不夠。六畜中的馬、牛、羊和一部分的豬是能夠吃草的,這個草的優勢是來自農區的秸杆,其產量是草原地區的50-100倍。因此,中國畜牧的潛力在山東、河南、河北這樣的農業大省,而不在內蒙、新疆、西藏這樣生態脆弱的西部地區,他們的初級生產力限制了畜牧業的發展。遺憾的是,農區的秸杆大多沒有用於畜牧業的發展,而是被白白燒掉了,倒是西部地區用自己可憐的生態資源搞起了畜牧業。西部的收入中,其一是國家大量投入的造林費用、生態保護費用,其二是大大增加價格的少量畜產品。東部人要吃純生態的牛羊肉,喝上純生態的牛奶,必須支付高於農區5-10倍的價錢,因為西部的畜牧業生態成本遠高於東部農區。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業基地上,而應當是生態屏障,不然草原早晚要被牛羊啃光,國家還要花更多的錢去治理。

或問,我們能否告別沙塵暴?答曰,上述五大關係不理順,前途未明。當然,也可能很快,這就是輕的土壤物質都吹光了,重的物質吹不動了,草原變戈壁,戈壁更荒涼,北京就沒有沙塵暴了。但北京也可能保不住了。

作者簡介: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復中國退化生態系統」等觀點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認可。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0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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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ummary/920-Stopping-the-sandst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