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日霪雨，覺得整座學校都浮了起來，眼看就要漂走了。黃昏雨停，雨雲出現兩個層次，一個停在大約兩百公尺左右的山腰，另一層則是約在三千公尺的高度。如此一來，山就在虛無縹緲間了。
信步走到餐廳胡亂吃個炒飯，心裡一直思考著日前陳文茜所寫的〈在放生的旅途中〉。文章中寫到她與丁乃竺、姚仁喜等人跟隨宗教團體，到某處「可以放生」的水庫放了一萬四千斤的魚，於是身心總算獲得安頓的事。
這篇文章我以為值得注意的一點倒不是「放生」這件事的對錯，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部分宗教架構起來的價值體系，本就是以人為中心的。因此它也很容易架構起人「放過」其他生物，就是某種德業這樣的思維。而這樣的思維一旦信仰了，是極難撼動的。另一方面，「放生」其實是擾亂生態、甚且可能是「放死」的論述，也已多有科學闡釋，在另一批人的思維中建立起來了。
關鍵在於，兩者為什麼無法對話，或科學家的論述為什麼無法說服宗教信仰者呢？
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某個點的態度。陳文茜並不知道自己放的是哪一種魚，似乎也不想弄清楚的樣子。這篇文章最多的字數在寫自己，寫魚的時候僅有一行，那就是「有的長如手臂、有的短如常見之魚」。不想弄清楚自己所「放生」的是哪種魚的人們，當然可能會誤把放下水庫後跳躍的魚群視為「歡樂」，而不會想到牠們也可能是水質適應不良，或是溫度落差太大時，承受到了巨大的「痛苦」。對陳文茜而言，寫文章時提到姚仁喜、丁乃竺，似乎遠比提到她所「放生」的這一萬四千斤魚是哪些魚種重要得多。
如果我的這點推理沒錯，一個不在意所見生物是「哪一種」的人，卻拍攝了一部據稱要推動臺灣環境革命的《正負二度C》，也難怪裡頭內容空洞，充滿口號式的訊息了。這是因為陳文茜的價值體系不真的是建立在她宣稱的「理性」之上，而是比非理性更可怕的「偽理性」之上。
反國光石化期間，多次有學者提及是否要邀請陳文茜「站在同一邊」，但在此方猶豫之間，奇妙的是，一向蒐集資訊快速的節目製作小組，卻也遲遲沒有針對這個近十年來最重大的環境議題表示看法。過去我在看陳文茜主持的節目時，一面在「文茜財經週報」盛讚破壞生態的資本家，隨即又在「文茜世界週報」對地球暖化感到憂心，這樣的矛盾訊息，使得我個人將她定位為「麥克風式的媒體人」，是傳遞訊息的載具。就這點來看，她的聰明是在於掌握議題的敏銳度，卻不是在思考議題的深度上。我當然也不會因為這樣的一篇「放生」的文章就認為陳文茜是愚騃的，否定她的成就，只是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自我警惕的材料。
我們走在大學校園裡頭了，以為自己是大學教授，知識份子，但顯而易見「醫生、工程師、財經專家、文學專家」都只是專業人員，而非「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不該只是捧著自己專精的學門而已，他還得有追根究柢，遇事不懼權勢的反骨精神。
比方說，一個知識份子因信仰宗教而參與「放生」了，他得在「放生」之前，問一下現場有沒有魚類專家，「我們放的哪一種魚啊？能不能放在水庫裡呢？今天的水溫適不適合？」魚類專家在回答這樣的問題後，也不能自詡是魚類專家而已，他還得是一個知識份子，於是他轉過頭去再問水庫生態學家：「這種魚雖然能活在水庫裡，但一下子放了一萬四千斤會不會造成生態負荷過重，造成水質的優養化？」水庫生態學家回答了這個問題，發現到自己還是個知識份子，於是轉過頭去問倫理學家：「我們究竟搞這個『放生』，意義在哪裡啊？」
於是倫理學家，拿著水庫生態學家和魚類專家提供的資料，和宗教家辯論了起來，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角色辯論了起來，再決定自己放是不放。至少得做到這樣，那麼這般的「知識份子」，才讓我們多少能放點心不是嗎？
因此，陳文茜小姐的這篇文章並不讓我憤怒，它只是讓我了解到口號的空虛（有人認為她是臺灣最聰明的女人），以及她在這件事上（我僅說在這件事情上），並不算是個知識份子。
陳文茜認為自己放生了，終於得以睡著覺。她卻不知道，這一萬四千斤的魚，讓另外一些人睡不著覺，甚至可能一個小小的生態系因此崩毀。陳文茜認為她原本自己仍像「凡人渾身充滿了悲愴」，而在放生結束後，「落寞與心痛」終於結束了。我並不曉得陳文茜小姐的悲愴何來？也理解凡人必有難以承受的悲愴經驗。但透過購買一批魚，瞎放走牠們到水庫裡來「處理」這樣的悲愴，總讓我這樣的凡人感到悲愴不已。人生的悲愴可以這樣處理嗎？這不只是對被「放死」的生物不尊重，恐怕也是對自己的不尊重。
這樣的思考，也讓我的心情在雨後如同一座浮島，漂盪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