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英國舒馬克學院( Schumacher College)這個另類的學校就讀近一個月來，內心起了許多深層的反省與觀照。Tom Stoppard在Arcadia中的某段文章段落適切的表達出這些心情。
A door like this has cracked open five or six times
since we got up on our hind legs.
It’s the best possible time to be alive,
when almost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 knew is wrong
自從我們能用雙腳站立後，
這樣的機會之門曾被打開五或六次。
現在是活著的最好時間，
因為幾乎所有你以為你知道的其實都是錯的。
在舒馬克學習居住的反思過程中，自己一路以來與內在靈性的連接和蓋婭大地之母的愛不斷支持自己，勇敢的去衝擊與顛覆自己固有的價值觀與信念，更能謙卑的接受自己所有知道的一切或許是錯的假設。這讓我有機會能超然於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之外，深刻的明白且進入了形成台灣整體意識的關鍵線索。
在台灣，極少數的專家學者或是各行業的意見領袖擁有對於整體世界觀與內在反思的能力。什麼是世界觀？世界觀不單指的是我們對於實體可見世界（如其他國家、文化）的觀點與看法，還有我們對於萬事萬物的信念與價值觀。每個台灣人個別的世界觀構成整體台灣的文化，而這整體的文化與價值又影響下一代個別台灣人的世界觀，如此反覆循環，交叉影響，就再也無法區分何為因，何為果。但我們必須銘記在心，個人意識與集體意識的關係，及其所顯化的外相表徵。當我們陷入集體意識的盲目時，這覺知能讓我們抽身出來，以更高的角度看見自己與他人與整體（自然）的關係。
台灣是個移民冒險的島嶼。過去兩三百年來，大量大陸沿海居民因家鄉謀生不易，聽聞台灣物產豐隆，冒險度過黑水溝求生存。他們與原始的自然環境、氣候搏鬥，與原住民爭奪土地。大部分的新移民缺乏富足感（所以才離開中國求生存機會）、安全感（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島到處都是威脅）與對自身價值的認同與連結（離開故鄉，台灣代表的只是暫時的居所，不是自己的家）。這些隱藏在二百年前新移民內心的恐懼與情緒，勾勒出台灣整體意識的輪廓，而一點一滴的塑造出今日台灣社會的整體意識雛形。
富足感的追尋
台灣人似乎需要不斷的賺錢，即是已經到了台灣錢淹腳目的狀態，我們仍不斷鑽營尋找各種能賺錢的機會。但真正的富足是什麼？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單只有錢無法帶給我們真正的富足，但長久以來潛伏在我們DNA中的富足缺乏症只讓我們不斷的往錢靠攏。不斷攀高的精品消費正好反應了我們的富足缺乏症狀。而補足缺乏最簡便的方法便是過度消費與過度賺錢（比起經營相互滋養的親子/朋友關係，消費似乎容易的多），但消費與賺錢無法給予我們真正的富足，因此我們陷入了不斷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脫逃（告訴我有多少台灣家庭能在晚上七點聚在一起吃大家一起親手做的晚餐）。
在台灣，對於經濟成長的看法，極少數會考慮台灣島有限嚴苛的天然資源所給予的限制，而因著整體台灣社會的富足缺乏症，我們不斷陷入如何加快經濟成長的僵局中。而更糟的是，西方國家兩百年來因工業革命與石化燃料的運用，快速的累積大量的財富，發展中國家有樣學樣，以為這就是我們所應信仰的方向，忽略了在地農業、社區合作與無污染工業的力量，引進所有的西方思維，使用大量石化燃料，破壞在地經濟的美好，塑造出一個巨大補足台灣富足缺乏症的虛幻經濟體。
當我們願意深刻反思經濟成長這四個字對我們的真正意涵時，我們會看到台灣島人民真正的意識源頭乃為富足缺乏與西方文明模仿症候群。而當我們能夠重新定義「富足」兩字的時候，我們將理解砍掉森林與污染河川將使我們的生命缺乏豐盛與感動，我們不需環保團體的抗爭就能理解國光石化、蘇花公路為何不能興建，台26線阿朗壹古道為何需要保存、松山菸場為何需要森林公園而非小巨蛋。因為富足代表的是我們與所有自然環境相處的和諧之道，沒有滋養我們的土地，再多的錢與百貨公司能給予我們心靈的富足嗎？但我們拒絕聽到那些心裡最深的聲音，因為我們缺乏富足感。引述Tim Jackson 在「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獻給地球的經濟學」一書中的開場白：「如果必須靠破壞明天的富足來換取，今天的富足將毫無意義」！
安全感的保護
這深切的不安全感形成了台灣兩黨極端對立的意識源頭。因為不安全感，所以我們得形成黨派，我們得選邊站以保護自己與家人。台灣民眾政治的世界觀很簡單；我們選擇國民黨或民進黨，我們也劃分自己的親戚朋友為國民黨或民進黨，並暗暗決定尤其在選舉期間盡量不與自己政黨理念不同的親戚朋友互動，以免造成衝突。在台灣，除了藍綠兩黨，在內政部登記有案的政黨約有193個，但我想大部分的人連一個名字都叫不出來，更遑論是否理解這些小黨的主張。這不安全感的集體意識在台灣演變成非常極致的狀態，如台灣為世界上少數電視廣播新聞政論節目閱聽佔比超過娛樂電影台的國家。24小時電視跑馬燈不斷從螢幕的四面八方跑出不怎麼新的新聞，轉到哪一台的內容都是千篇一律。為競爭收視率，電視台不惜以灑狗血的方式報導二元劃分的集體對立畫面，並對於對手政黨的所有一切永不停歇的熱切攻擊。
我們缺乏中間地帶的空間。雖然每當選舉時，往往都會出現藍綠各黨積極爭取所謂「中間選民」的新聞標題，但這龐大的中間選民卻沒有中間政黨可選（主要是因為媒體壟斷加上台灣人陷入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中，大部分的人對於其他眾多小黨無法瞭解），到最後大部分的中間選民只好用自己的生活經驗配上感覺（如某黨執政後修復家中附近的自行車步道或某黨下台後覺得經濟變差等模糊理由）兩黨擇一或乾脆放棄投票。
千萬不要小看這二元對立對我們個人與集體社會的深遠影響。顯化於外境的重大事件如兩百年來的漳泉械鬥、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等，到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不安全感，與其外顯於個人的行為迴圈。想想我們是否常在心中盤算在同事、鄰居間，誰是自己的咖？誰不是？誰是自己喜歡的？誰是討厭的？誰在會議上會支持自己的發言？誰會反對？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因為極大的不安全感與二元對立，我們無法信任別人能公正的論述正反意見，在會議上，在討論會上，我們因為自己的提案無法通過而感到失望，我們失去真正傾聽他人，融合他人意見的機會。我們從未想過共同創造(co-create)，從未想過我們其實都是互相依存的(inter-dependent)，我們無法想像與自己理念完全不同的人合作其實能創造出更大的可能性。台灣的社會缺乏開放接納的論述(discourse)環境，我們對於公共政策的冷漠與一無所知，無法監督政黨的表現與資源分配方向，一如往常，我們不願瞭解超越事件表象的實相，我們只選擇自己相信的對與錯。然後簡單的把世界劃分為二，繼續在一與二中擇一。
Satish Kumar（印度裔），舒馬克學院創辦人，今年已經75歲了。他最廣為人知的「事蹟」是在26歲那年為抗議核能於軍備防禦的不當使用，徒步從印度經歐洲到美國，遞交「和平茶」給蘇俄、法國、英國與美國總統。這趟旅程他徒步行走了13,000公里，沒有攜帶任何金錢與食物，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沿途善心人士的幫助。舒馬克的學生能有機會每兩三個禮拜與他在壁爐前一起生火談心，第一次的分享時他說， 「當我們能真正的疑除二元對立在我們內心的位置時，我們變的輕盈、彈性、客觀與接納，我們才能真正看見深藏事件中的各種面向而去深思對於土地、靈魂與關係的適切解答」。
自身價值的認同與連結
一個佈滿移民的島嶼對於土地的認同的薄弱想而易見。過去兩三百年來，從大陸的新移民充盈著返回大陸故家鄉的思維，尤其是國民黨退守台灣後，整體台灣政策的設定與公共建設都處於「暫時性」的假設，我們缺乏在地生根的遠見與計畫。另一方面，原住民的文化傳承被視為落後的表徵，就像大部分國家對待在地原住民的態度一樣，我們驅趕原民，剝奪原民舉行儀式的權力，然後用漢人的思維管理他們，自以為救贖者。
我實在不想陷入政黨對於解釋「台灣人」這三個字的意識型態中，但我們仍必須勇敢去看見自己與這片生長土地的價值認同與連結，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真切理解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而能對於這個滋養我們的世界、這個宇宙奉獻出自己的心意。而自身的價值認同不可能獨立於國家民族的認同之外，這不斷循環的迴圈形成整體台灣社會的現狀。
依學著統計，台灣2300萬人口中有90%出生於1949年蔣介石退守台灣之後，而其中又有大約85%出生於台灣，這些數字顯示超過75%的台灣民眾能被定義為「道地」的台灣人（生於台灣，長於台灣）。很顯然的，我們已經不是移民國家，即使我們仍保留大陸祖籍的傳承，我們更急切的想尋找自己在這塊土地上的根源。
對我來說，台灣真正美好的文化價值來自於共生與融合。何其有幸，我們的土地如此豐足多樣，地景如此多變曲折，人民如此友善純樸，靈性啟蒙如此親近易得。當我們能真正看見自己的獨特價值，我們便能以更寬廣的心接納島內的各個族群，但同時又能以平等的態度和其他國家、民族共同學習（而不是盲目的模仿或一概認為別人的文化比較好）。我們能夠堅定的表達出自己的信念與價值，同時又能尊重團體中不同的聲音論述，這是台灣人民能在國際發聲的最佳定位。因為愛與尊重，我們理解並認同自己為世界公民的一員，並做出屬於世界公民的行動。如此，我們真的需要加入聯合國或金錢外交來取得國際地位嗎？當有一天，地球的國家邊界崩解，我們不再需要劃分自己的國籍、種族、語言之後，台灣將會因為對於自身與周遭世界的強大連結而成為新的典範。而這也是地球是否能夠邁向新時代的關鍵。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愛與感恩不斷湧現。對於滋養我長大的家庭、台灣、地球，我願意不斷的提醒自己反思回饋於台灣整體意識與個人意識對於地球演化的關鍵角色。我將時時反思抽高，回饋最大的愛與光於所有的一切萬事萬物。這就是我們能為這塊土地作的最大貢獻。
讓我們一起用愛與光照亮台灣人的整體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