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亞伯達大學研究生院院務大會致詞)
當我被邀請講演的時候，我立刻就答應了，因為我要藉這個機會對大家報告我辭去院長職務的理由，同時也要談一談我對將來的一些看法。
我作大學行政已快十五年了，五年的動物系主任，近十年的研究生和研究院院長。羅素曾經說，一個人接近精神崩潰的最大病徵就是相信自己所做的事特別重要，十年院長下來，我的神經系統已被摧殘得很厲害，對幾個剩下來的大腦細胞一定要好好照顧。
在行政工作任期中，我曾繼續自己的研究，繼續指導研究生，但只能兼任極少的大學課程。
研究和教書是一個教授學者的基本使命，行政不是。然而，行政也是必須的，因為在大學，一定要學者來領導，才不致走入叉路。
忙於行政工作，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基本研究和教學被逐漸蠶食，對任何一個學者，都是一種麻木的經驗，我很怕有一天自己會變成一個純粹的行政人員。我相信任何一個學者當他不能去從事其基本使命的時候，就應該退休或辭職。
三年前．當我答應連任第二期院長的時候，有好多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譬如說籌劃已久的博士生入學獎學金，此事已實現了。後年(一九九五年)起，我們會有每年三百萬元的經費。另外，我一直要做的是把管理研究生獎學金的行政，由訓導處轉到研究生院來，這件事也已於去年完成。其他，如博士生論文獎學金也已經由去年的二十名增加到今年的三十名，而明年會增為四十名；同時獎學金額也由每年一萬一千元增到每年一萬四千元。
大家都知道，若干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增加學生旅行獎金，而使我們的學生有能力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報告他們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們每年學生的旅行獎金只有十萬元，但最近已與副校長達成協議，把坎普蘭博士後的經費轉到我們院來了。
當然，還有其他的很多工作沒有完成，譬如說重建博士論文答辯考試委員聘請的經寶和建立研究生課業的審查制度等。這些只好由下任院長來完成了。
請不要相信這些工作是我一個人的功勞，相反的，一切結果都是由我們院中同事們共同合作和努力的成績。
我們的前途真是充滿了挑戰，社會在變，經濟政治在變，而研究生的人口和成員也在變。所以院內的行政也一定要跟著變。
我們院的主要使命是學生的研究。研究生就是研究，要傷害一個大學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傷害其研究，就是傷者其研究生。我們的大學是以研究為中心的，我們院裏全體同仁的努力和服務也都是為了提高研究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大家一起工作都有無限樂趣，在工作中我們成了要好的朋友，和朋友們一塊工作真是津津有味。
我喜歡作研究，也喜歡教書，你們知道去年九月至十一月我曾去香港科技大學教書兩個月，我教的是二年級的海洋生物，共有二十五名學生，我帶他們去外海岩岸、淺海泥沼灣或海洋公園。在那時，我深深地感到「學生們眼中的熱情和求知慾對我是如此重要，這種反應是親近的、是自然的、是積極的。這些感覺遠比行政有意義、有生機，就在那時我下了辭去院長職務的決心。這就是為什麼前些日子在我給你們的公開信中說……我相信是時機了……我要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內容……
去年冬天美國和加拿大的動物協會聯合主辦的年會中，有近千人參加，生態組選出了四名最佳研究生論文，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兩位女性博士生，都是我的學生。當她們把獎狀和信拿給我看的時候，我的興奮是無以形容的，就像若干年前我十歲大的女兒們取得了鋼琴演奏或數學比賽獎狀時一樣地使我心臟跳動加，使我要跳要唱，要飲香檳酒。
這種驕傲和快樂，是人生旅途上燦爛的花朵。
最後，我要和大家談一談我個人對將來的一些隱憂。我們的社會和大學每天都有新的動向，而有幾種動向並不值得樂觀。這些可能是作學問的絆腳石。譬如說，很多事我們都只談表面，我們常常在講「質」和「優良」，但什麼是質、什麼是優良並不深追，於是這些字眼變成了毫無意義；另外一個趨向是千篇一律的「中庸」，這是反文化的。美國華盛頓大學前些年的校長赫里博士曾說：「教和學是美麗的，像苦痛、像笑聲，在最高潮的時候，會變相。」一九八四年，我也曾寫過一篇短文：「為混亂辯護」。兩個看法目的是一致的，一個大學一定要鼓勵百家爭鳴，在變相中、在混亂中，新的觀念、新的真理、新的學說才能誕生。老老實實地安定守法，千篇一律，只能跟隨，不能領導。
還有種趨向是對科技的崇拜，科學與技術和道德無關，和錯與對無關，但社會和大學一定要有道德，一定要講錯與對。學者教授的責任是指出社會的新方向，所以大學只頒哲學博士，而不頒工程或文學博士，我們的祖先了解哲學的重要。
科技掛帥主要的是推動經濟、政治和工作率，教授們有職業的保障，是要多想、多實驗，膽敢向即成的規律挑戰，膽敢唱不同的調子，只要是真理，就一定要唱出來。
用商業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大學也值得我們警覺。商業是為了賺錢，大學不是。學問的重要不能用尺、斗和斤來量，不能用錢買。最近，我們的副院長麥吉爾在校報上說得很對:「諸多系科都有年經的驚人學者，每一科系都有新發現，這些孜孜努力的研究生們，使我們對前途充滿了希望。」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對我們院的支持，更感謝四千多位研究生們對他們自己的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