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生物多樣性這個名詞，就要從聯合國環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開始談起。所謂的國際公約，不僅僅是一紙條文，而是一個有行為能力的組織來使公約的運作，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來說，它的核心是秘書處與大會。
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的架構與工作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位於加拿大的蒙特婁，它就像是公司的執行長，負責規劃執行方案、經營管理與分派任務。它的老闆就是所有締約國，秘書處每兩年召開一次締約國大會(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締約國的代表討論當前或未來生物多樣性領域的重要議題，檢討過去執行的成績，這就像是公司董事會一樣，拋出結論、發展方針與目標，這些會議結論最後就交由秘書處規劃與執行。
為了達成公約的目標，秘書處除了要求各個締約國繳交國家報告盯緊進度外，有時候會要求附屬的科學、科技與技術諮詢委員會(SBSTTA, 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幫忙進行方案評估與技術支援，此外，也可以透過資訊交換機制(Clearing-House Mechanism)來與各締約國進行資訊分享與技術合作。
締約國自1993年條約生效以來，迄今已經開過7次大會，這7次大會累計確立了幾項主要行動方案(Program)，包括海洋與海岸生物多樣性、農業生物多樣性、森林生物多樣性、島嶼生物多樣性、內陸水域生物多樣性、乾旱與半濕潤地區生物多樣性，以及高山生物多樣性。
另外，大會所討論與進行中的重要議題則歸納稱為跨領域議題(Cross-Cutting Issues)，當中包括了我們熟悉的入侵外來種問題、氣候變遷、201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生態旅遊或是經貿措施等等。這些議題不但橫跨多種行動方案，更需要與各國政府與地方政府、科學研究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等不同的層級單位密切合作，而這都要靠秘書處的運籌帷幄。
秘書處工作講求多方合作
聯合國環境署之下還有很多個國際環境公約，許多其他公約也與生物多樣性非常相關，締約國大會決議要秘書處協調《移棲物種保育公約》(CMS,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 《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 、 《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 《世界襲產公約》(WHC)等條約的所有相關行動。然而問題在於，並非所有公約之間是平等的，各公約有其既定之目標，因此秘書處要讓其他公約的行動轉化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的議題，便要花費一番苦心。
再者，生物多樣性的權責機構往往落在科學研究機構與各國政府，因此，秘書處有時後必須直接去找這些單位評估規劃方案；有時候秘書處也必須藉助一些學術性非政府組織的專業力量，例如國際珊瑚礁學會( International Coral Reef Initiative) 、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與聯合國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等等。至於外來種領域與物種資訊部分更不用說了，學術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力早已經超越許多慢半拍的國家政府，當中以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推動的物種資料庫建置與資訊交換計畫最廣為人知。
對於各國政府來說，生物多樣性是很科學與專業的領域，但並非是選票上的擔保，真正與生物多樣性有關，而且能照顧到選票的議題，必須涵蓋到生物科技產業、生態旅遊的社區就業、生物技術與農牧貿易等，所以秘書處必須考量到締約國這一方面的政治需求。
台灣生物多樣性政策發展又是如何
台灣因為不是聯合國會員，至今仍無法加入生物多樣性公約，一方面政府政策得不到公約組織的認同，另一方面也無法直接參與公組織的運作與資訊交流。
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都要交的國家報告來說，農委會在1999年就便著手草擬《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草案》，並在2001年8月經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決議後更名為《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2002 年12月永續會再通過「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成為台灣生物多樣性政策目前的施政依據。
在推動方案中，由行政院永續會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負責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協調各部會間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推動以及考核。而政府機關中承擔最多工作的就是農委會與其下屬單位，包括外來種動植物防治、保育政策、生物安全管理以及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永續利用方針，幾乎所有業務都與農委會息息相關。
學術方面，則以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旗艦計畫「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推動計畫」為主，這個計畫涵蓋了多項物種資料庫建置、編撰台灣各類動、植物與微生物誌、建立生物資源監測系統與遺傳基因學術研究等領域。這些計畫本身雖已結束，但底下多數計畫均仍持續進行，而物種資料庫透過資料整合與網際網路的分享，已經能與國外進行資訊交換，成效顯著。除了國科會外，在台灣還有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等多所大學，科學博物館，以及教育部都投入生物多樣性的研究與人才培訓。
學術界由國科會致力於資源整合，政策方面卻沒有資源整合的平台。行政院永續會生物多樣性小組作為生物多樣性政策的工作規劃角色，但其並非常設機構，3個月才召集開會1次，較難有效持續性協調與督導部會間的工作。
目前台灣的生物多樣性政策多著重在保育、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教育推廣，其他在相關經貿政策與法令方面仍無法與生物多項性政策同時並進。以攸關基因安全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國內法化來說，2000年《生物安全議定書》已經通過，遲至今年(2005)台灣才公佈《基因轉殖植物輸出入許可辦法》規範基因作物輸出入，明顯稍慢了一步。若是生物多樣性政策執行架構上無法強化，政策推行就仍可能出現遲滯的狀況，政府相關單位應該重視。(2005-10-06)
※本文由林務局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