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竹峨眉，返鄉並不只是地理上的移動，而是一場與土地重新建立關係的過程。鄧君婷從城市回到家鄉，成立「滾回家」工作室，透過田野調查、地方刊物《眉本事》、教育行動與公共參與，逐步串連起地方記憶與當代議題。
近年，隨著峨眉大型開發案引發關注，她與在地青年也投入環境與公共討論，從資訊揭露、社區對話到文化行動，讓原本未被看見的變化浮上檯面。
對鄧君婷而言，她的返鄉並非一時衝動，而是從青春時期便悄然埋下的種子，在時間與現實的推移中逐漸發芽。
回顧自己的離鄉經驗，鄧君婷提到，成長於峨眉的她，在當地完成國中教育後，便如多數地方青年一般，為了升學而離開家鄉。從高中、大學到工作，她長時間在外生活，逐漸適應城市節奏，也一度以為自己會在外地長久停留。然而，回頭看，那份「想回家」的念頭，其實早已存在。
「我高中在準備申請資料時，就寫過希望可以學以致用、回饋家鄉。」她說。那時或許只是理想化的文字，但這樣的想法，卻在往後的人生中不斷被喚起。
真正促使她下定決心回鄉的，是一連串深刻的生命經驗。首先，是陪伴她長大的祖父母相繼離世。那段時間，她頻繁往返新竹市與峨眉之間，在一趟又一趟的移動中，家鄉的影像與情感逐漸加深。「他們不只是我的家人，也是我文化記憶的重要來源。」她說，當這些連結消失後，反而讓她更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其次，是疫情帶來的距離感。在疫情最嚴峻的時期，她無法返回以長者為主的家鄉，那種「有家卻回不去」的經驗，讓她意識到，選擇在哪裡生活，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
而最具衝擊性的，是她親眼見證地方環境的劇烈變遷。她描述，自己往返家鄉的路上，經過寶山鄉大崎村，正值科學園區擴張、台積電設廠的過程，從徵收、拆遷到整村消失，最終成為工業設施。「你會看到一整個村子消失，那種感覺非常強烈。」她說。這樣的變化，讓她意識到，若不回來，許多東西將在不知不覺中流失。
三股力量交織之下，鄧君婷在30歲那年，正式做出回鄉的決定。
然而，這個決定並非一蹴可幾。為了讓家人安心，也為了讓自己在地方站穩腳步，她選擇用一段過渡期，逐步建立與家鄉的連結。她先在網路上成立「滾回家」粉絲專頁，開始記錄田野調查與地方訪談，透過書寫讓故事被看見，也讓鄉親逐漸認識她。「如果從零開始建立關係，是最困難的，所以我用調查和書寫，慢慢走進這個地方。」
從書寫到教育行動 讓地方重新被看見
回到峨眉後，鄧君婷成立了「滾回家」工作室。這個帶有幽默與在地語感的名稱，其實蘊含著多重意義。她解釋，「滾回家」源自她名字的客語發音與朋友的暱稱，帶有親暱與地方感，同時也象徵一種行動——回到家鄉。「它既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她說，這個名字不只是個人選擇，更希望能傳遞一種返鄉的力量。
工作室的核心，從田野調查與書寫出發。她長期進行地方訪談，記錄長者的生活經驗、地方歷史與文化記憶，並透過文字整理與出版，讓這些原本停留在口述中的故事，有機會被更多人看見。像是刊物《眉本事》的誕生，就是希望讓地方知識不再只是零散存在，而能成為可被閱讀與傳承的文本。
然而，她很快意識到，僅有書寫並不足夠。
「這些故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但對現在的孩子來說，可能是很遙遠的。」她說。於是，她進一步將行動延伸到教育現場，在在地國小成立「土地社」，設計一系列與地方相關的課程，讓孩子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
這些行動的核心，在於讓孩子知道，自己與土地之間並非斷裂的，而是可以被重新理解與感受的。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她也逐漸看見地方文化的深層脈絡。例如，她在訪談中發現，無論是建築材料、生活記憶或勞動經驗，都不斷指向「溪流」的存在：從過去取材的砂岩、到婦女洗衣的場域，水域是地方生活的重要軸線。
同樣地，在進行土地公（伯公）調查時，她也觀察到，許多土地公的朝向與水流有關，顯示信仰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緊密關係。這些細節，讓她逐步拼湊出一幅屬於峨眉的文化地景，那不只是自然，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體現。
她也提到，自己並非從小就對自然充滿熱情。相較於許多環境行動者，她的路徑更像是「被牽引」。童年時，她只是與鄰居孩子在山林與溪流間玩耍，並未特別意識到環境的重要；直到長大後，透過與長輩、地方人物的互動，才逐漸理解這些經驗的意義。
「是這些人在影響我，我才慢慢找回這些東西。」她說。
這樣的歷程，也讓她的行動帶有一種獨特的溫度——不是從理念出發，而是從關係與記憶出發。如今，「滾回家」不只是個人品牌，更是一種方法：透過訪談、書寫、出版與教育，讓地方重新被理解，並在世代之間流動。對鄧君婷而言，返鄉並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在變動的世界裡，試圖留住某些正在消失的東西，同時也為地方開啟新的可能。
當開發進入家鄉：一場從未被充分討論的改變正在發生
對多數人而言，開發案往往意味著進步與繁榮；但對鄧君婷與一群返鄉青年來說，那卻可能是地方被重塑、甚至被取代的開始。
她提到，這項位於新竹峨眉的開發案，直到2023年前後才真正進入在地居民的視野，但實際上早已醞釀多年。整體開發面積高達82公頃，卻被切割為五期分別進行，包括住宅區、產業園區、旅館與休閒農場等不同用途。「第一期、第二期在我還沒回來之前就已經通過了，但當時幾乎沒有在地人知道這件事。」
轉折發生在第三期環評準備召開時。當地村長發現，開發地點明明位於峨眉，相關會議卻在鄰近的寶山鄉舉行，因而親自前往參與，才驚覺整體開發規模之大，並要求開發商回到峨眉舉辦說明會。這場意外的「曝光」，讓在地青年首次意識到這項龐大計畫的存在，也開啟了後續的關注與行動。
當資訊逐步釐清，問題的輪廓也越發清晰。若五期工程全面完成，預計將引入超過1萬2000人，而目前峨眉鄉人口僅約4000人。「等於是三倍的人口進來，整個社會結構會被徹底改變。」鄧君婷指出。
除了人口衝擊，更直接的，是對環境與資源的壓力。新增人口所帶來的生活與產業廢水，最終都將流入當地溪流，而這些水系同時也是居民與農業的重要水源。在氣候變遷與乾旱頻仍的當下，用水本已吃緊，再增加大量需求，勢必加劇資源競爭與污染風險。
更令人質疑的是開發程序本身。整體82公頃的開發，被刻意拆分為五個各自低於30公頃的區塊，使其不需送交中央環評，而僅由地方政府審查。「這其實很明顯是在規避制度。」她直言。
在她看來，問題不只是單一開發，而是「疊加的影響」：同一區域持續累積的建設，將對生態造成長期且不可逆的改變。包括當地被拍攝到的重要野生動物通道，也可能因此中斷。
然而，更深層的衝突，來自對「發展」的不同想像。
開發方規劃中的「養生村」，表面上是為長者設計的休閒居所，實際上卻是高價住宅區，預計容納數百戶外來人口。「它其實是一群有錢人可以住的地方，而不是在地長輩能進去的空間。」鄧君婷說。
當這樣的住宅與產業設施進入地方，帶來的不只是人口增加，更可能改變話語權與生活方式。「這些新來的人，會不會取代原本的生活？會不會讓原本的地方樣貌消失？」這是青年們最在意的問題。
在她們眼中，峨眉的理髮店、菜攤、農作、鄰里關係，以及與自然共生的節奏。這些看似微小的日常，才構成一個地方真正的核心。「地方一定會變，但那個變化，應該要有討論、有時間醞釀，而不是突然被帶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她說。
以書寫與陪伴鬆動邊界：讓地方在對話中慢慢改變
面對這樣的衝突，鄧君婷與夥伴並未選擇激烈對抗，而是以一種更緩慢、也更貼近地方脈絡的方式回應。
這樣的策略，某種程度上也來自她對地方關係的理解。在峨眉這樣的客庄聚落中，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極為緊密，親戚、鄰居往往交織在同一生活圈內。「你如果用很直接的批判，很容易就是在攻擊你身邊的人。」她說。
因此，她選擇從書寫與文化行動出發，透過「滾回家」工作室與地方刊物《眉本事》，逐步建立與社區的連結與信任。這些內容不以論述為主，而是以故事、影像與生活經驗為核心，讓更多人能夠自然地接近。
《眉本事》的編輯策略，也充分回應地方需求。考量峨眉是高齡比例極高的鄉鎮，刊物特別採用大字體與圖文並重的設計，讓長者也能閱讀與理解。「照片甚至比文字還多，因為我們希望大家願意打開。」
在內容上，則由不同背景的成員共同創作——有人書寫訪談，有人整理生態，有人記錄植物與地方知識。這種「從自身出發」的書寫方式，使內容既貼近生活，也保有多元視角。
更重要的是，她們嘗試觸碰那些在客庄文化中較為敏感的議題，例如鬼怪信仰。在「鬼怪」專題中，團隊以較為輕盈、趣味的方式切入，透過中元節儀式、動植物故事等內容，重新詮釋傳統信仰，讓原本「不能說」的話題逐漸被討論。「我們不是直接挑戰，而是慢慢鬆動那個邊界。」她說。
這些行動的核心，不在於立場對抗，而在於「建立連結」。從被看見，到被理解，再到逐漸產生認同，最後才有機會談更深層的議題。「當大家知道你是在關心地方，才會願意聽你說話。」她說。
這樣的策略，也讓她們在面對開發議題時，能夠以更具韌性的方式持續發聲。不是單一事件的抗爭，而是一種長期的文化工作：讓地方重新認識自己，也讓更多人理解，何謂真正的「發展」。
回到峨眉四年，鄧君婷的實踐，既是個人的選擇，也是一種世代回應。在快速變動的時代裡，她與夥伴選擇用書寫、教育與行動，守住那些看似微小卻深刻的價值。
而「滾回家」，也不只是她的故事，而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提問：當世界不斷前進，我們是否仍願意停下來，重新思考「家」的意義，以及我們與土地之間，究竟要建立什麼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