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各地面臨土地被不當徵收的農民站上凱道，向政府追討土地正義。但一年後發現，土地持續不正義。所以，7月16日農民將重回凱道。
這一年來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事情看來沒什麼改變？今天在台北的一場聚會，包括灣寶社區理事長洪箱、大埔自救會葉秀桃，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等人，在紫藤蘆幽暗的燈光下，試著回頭檢視這一年來的種種，發生了什麼、改變了什麼、未來怎麼辦？台下坐著土地三度被徵收的大埔張藥局太太，總是和善的眼睛聽著聽著卻泛著淚光。
徐世榮談到民國38年起威權時代的土地改革，養成今日公務體系習於濫徵民地的習慣，而直到如今在制度設計上離基本人權還很遙遠。再加上民國76年停徵田賦，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找到了把農地變建地的手段以獲取各種稅收，於是土地徵收又在一個新的利益基礎上更加速往前邁進。
蔡培慧提到，1980年後公共財私有化也是促進土地徵收變本加厲的原因，而唯有找到問題的根本，才可能透過人民的集體力量，讓社會、政府與這些問題對話，才有促進改變的可能。
改變從來不是容易的事，過去大家疲於奔命阻擋的個案（不只農地，還包含許多環境不正義的個案），背後都有龐大的結構性問題（或思維），這個結構性問題還盤根錯結，糾纏著過去跟現在的利益。這些得利者也形成堅固的集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財團、學校…這些蔡培慧所形容的「他」。
如今人民要面對的是龐大的制度設計，就像徐世榮所講的，涉及土地徵收的不只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而已，而是滲透到10多個條例中。而不論是科學園區設置條例、產創條例…，在制度設計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方向，就是幫財團排除投資障礙，取得便宜的水、土地、以及公共財。
而這一年來，當面對人民的追討，行政官員講最多的話就是「依法行政」，被扭曲的法令變成理直氣壯的護身符、甚至站在合法的基礎，讓人民撤底繳械。而且就像蔡培慧說的，只要談到公共議題，立刻就被套入藍綠的框架，而這很明顯也是得利的一方制度設計的一環，因為唯有簡單的一切為二，其中的道理、是非就不必再深究、更不用面對。
今年四月國光石化停建、灣寶土地徵收被駁回、永揚垃圾場環評被撤銷，許多人形容「四月是人民力量的展現」。但過了四月呢？廖本全提到社會回歸正軌、且變本加厲。總統曾在地球日承諾的海岸法、濕地法，行政院長吳敦義去年承諾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上會期全都沒有排入。
而大埔、相思寮吳敦義承諾過的原地保留，至今有多戶還沒解決，行政程序的門又關起來了。緊接著大巨蛋環評、202兵工廠環評、中興新村中科五期環評、淡北道路環評…通通過了，6月13日立法院通過核四追加預算。這些證實廖本全說的，「正義絕不會來自政治人物的嘴」。
是的，這本來就是人民該有的覺悟，期待政府人物、特別是掌握利益的政治人物實現正義，是絕無可能的事。國民黨在大陸時土地改革不成功，就是因為改革者同時也是擁有土地者。而來到台灣，三七五減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改革者當時並未擁有土地，革別人的命，那是容易得多。
所以徐世榮說，從土地改革的角度來看，他不覺得台灣已經解嚴。不過我個人卻沒有這麼悲觀，畢竟台灣已有民主的形式、而且也已經解嚴，問題在於政府依然抓緊制度抗拒改變，人民也還不清楚如何去爭取自己該有的權利。
所以那個改變的重點還在人民，人民有多少力量、就能促進多少改變。而這就像民主進程一樣，總是緩慢且細緻，常常是進兩步、退三步。個案的成功不是成功、個案的失敗也不是失敗，關鍵在制度。
於是在民主的形式下，人民要爭的事情其實一清二楚，就是持續以人民的力量去促成制度的改變。而這些同樣也是緩慢細緻的工程，需要努力、需要時間、需要力氣、而且更需要讓這個力氣不斷擴大。
在台灣，民主還沒有經過成熟的思辯過程，巔倒翻轉是很自然的事。廖本全曾說過，每個人都只會是這個不斷前進民主歷程中的過客、而不是終點，持續努力，因緣際會時台灣就會改變、也一定會改變。
所以，716重回凱道。
※ 以下是當日(3日)發言者內容：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
台灣土地徵收浮濫有三個原因：歷史、財政、政治。地方政府為了補足財政，不斷新訂都市計畫，農地從民國76年起就不用課稅。只要把農地變建地，立刻可以課到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而區段徵收讓政府可以獲得抵價地，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是很大的財政利益。
另外土地已變成政治商品，是主政者拉籠地方派系、財團建商交換的工具，都市計畫最後核定權在中央，這就有了政治交換的空間。而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最後剝奪了社會弱勢的財產權跟基本人權。
徐世榮表示，土地徵收應符合公共利益、必要性、最後不得已手段、完全補償等缺一不可的前提，但現在都列為最優先手段。
在現有的制度裏，包括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很多條例雖然談到徵收要符合公共利益前提，但公共利益都由權利擁有者來界定。
最近林口Ａ區開發，土地還是私有的，6月24日就開始標售，而28、29兩天內政部才在龜山鄉公所舉行協議價購說明會。你不配合他就譴責犧牲者，從土地徵收來看，我不認為台灣已經解嚴。
徵收是基本人權，不是民主的多數決，縱然99%同意，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都要用維護基本人權的概念。但目前的土地徵收並不符合正當性，應修改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否不在數字的追求，而在於尊重基本人權、照顧社會弱勢。
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洪箱：
她以灣寶社區土地被徵收的經驗提到，她不認為在土地徵收的法律、程序有照顧到土地所有權人，縣府辦的公聽會並不是真的想聽他們說什麼、他們想的是什麼，只是想跑完程序而已。
農民沒聽過什麼強制徵收，倒是苗栗縣長劉政鴻經常講「依法行政」，農民不懂法律，更不知道如何堅持。縣政府叫她們要為地方發展犧牲，但她認為這種犧牲沒有目旳，因為這個徵收就是財團跟政客要砂石，不是真的為地方發展。
政客都是「法律萬萬條，要用自己喬」，要我們的砂，就說我們的土地不好，叫我們賣地搬走對我們比較好。我來到台北發現，台北不是我們的天堂。農民只會種田，你說科技園區打電腦一個月10萬我也不會賺。都沒思考如果土地給收去，這些人以後要做什麼，變成乞丐也變成社會問題。
去年717農民上凱道要求土地正義，今年灣寶的農地徵收被駁回得以保留，但灣寶農民今年還要重回凱道，因為台灣是我們大家的，台灣還有很多相同的問題，灣寶農民要相挺到底。
大埔自救會發言人葉秀桃：
當她知道土地要被徵收時已經是最後一次公聽會，大埔的朱阿嬤受不了煎熬往生，大埔的人到現在還要靠藥物，徵收我們的土地去標售，這是什麼國家？只希望快點還回我們的土地，讓我們過平靜生活。
農村陣線發言人、世新大學助理教授蔡培慧：
如何從控訴到社會對話，是追求土地正義未來要特別關注的。土地徵收一直在發生，這個個案背後都有一個讓政府太容易去操作的工具，就是土地徵收條例。還有一股驅力，讓公共資源集中在少數資本家、財團在利用。而政府之所以可以為所欲為，依憑的就是那句話：依法行政。
從個案到法案，在現行體制內能否有進展，論辯都非常多。在基本原則下，對公共利益、程序正義的悍衛、以及對被徵收者的完全補償，都要被討論。但即使對法案了解還不夠，如果你沒有一個更集體的力量，他不會理你的。
民眾一般生活中小小的幸福會被更大的結構破壞，在台灣只要討論公共議題就會遇到藍綠的對峙，這個假的框架，掩蓋了真的問題。
而如今會如此，公共資源財團化也有歷史淵源，1980年開始把公共資源私有化，現在的問題是階級的問題、不是藍綠，要看到這個問題才能跟政府對話。然後去思考公共資源，包括水、土地，要如何做最好的配置。
我們希望展現人民的力量，如果你提出的是真的問題，就不可能迴避跟政府對話，以及對政府的批判跟監督，這才可能擺脫藍綠的框架，回到真正的問題。
要講到結構的問題、背後的本質，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也不容易說清楚，但沒有關係，就在容易說清處楚時說清楚。
而因為不容易，所以也不要總是生硬，可以有軟性的訴求，持續對話，讓人們看到真實，那人民的力量、集體的行動才有出現的可能。
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
人民面對的是一個魚肉大家的集團，這個集團以土地資本來開創財團的利益。而這個集團是在集體掠奪大家的東西。光輝的四月後（國光石化停建、後龍科技園區區委會駁回、永揚垃圾場環評被撤銷），五、六月發生什麼事？社會回歸正軌而且變本加厲。
但總統曾在地球日成承諾的海岸法、濕地法，行政院長吳敦義去年承諾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上個會期結束全都沒有排入會期。而大埔、相思寮行政院長承諾原地保留，至今有多戶還沒解決，門又關起來了。緊接著大巨蛋、202兵工廠、中興新村中科五期、淡北道路環評通通過了、613立法院通過核四追加預算，證實「正義絕不會來自政治人物的嘴」。
廖本全最後提到梭羅的話：「我不相信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冒出來，可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如果你有一粒種子，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我告訴各位，我就是不相信這個社會可以放任不正義來顛覆各位的家園、人性，我相信台灣社會一定會改變，而且一定要改變。」
※本文同步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環境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