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包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中東、中亞與南亞等區域的許多國家，其每位婦女生育率高於4胎，仍處於人口轉型的初期階段。最近一些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國家具有極高的風險，可能捲入各式各樣的國內武裝衝突－－即各國內部的戰鬥，如政治與種族暴動，以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與國內恐怖主義等。大部份的這些國家，因為耗弱的人口結構，導致動彈不得，有如身陷沼澤。這些國家的年輕人口的比例高，且還在增加，他們大多數成為失業或非全職工作的階層。這些國家也有許多正經歷快速的都市人口成長，且通常遠超過他們都市所能負荷的，同時也面臨極少的每人可耕農地和可用淡水量。
再者，逐漸流行的愛滋病正嚴重打擊許多國家的基本服務和政府的運作。這類情況可稱為「人口風險因子」，它對於世界上最衰弱和最不穩定的國家，造成一再發生的武裝衝突和政治惡化，抑制了其經濟與社會的進步，如此不斷的惡性循環。
年齡結構的不調和
生育率的下降一般較易緩於死亡率的下降，其原因不僅是因為文化傳統偏好多子多女和長壽，也由於處理「不想要的懷孕」的技術較延續生命的技術更趨於複雜，更少變化，和更多的爭議。年輕人口的比例過高，也有可能是因為嬰兒潮、或大量成年人口的移出、或者是愛滋病導致許多成年者過早死亡。有大量的年輕人口，未必是一件壞事。工業化國家的年輕人，受有良好教育與技術訓練，雇主將其視為資產，許多公司主動地尋求年輕人的活力與創造力。經濟學家長期以來認為，當年輕人的生產力、儲蓄與稅收可支持較少比例的兒童與老年人時，高比例的年輕工作者對於經濟成長，可提供「人口紅利」（demographic bonus）。然而，在工作機會較少的地區，年輕人口的高比例，則會帶來社會的挑戰與政治危害。近十年來，世界上年輕未就業人口比例由11.7%上昇至2003年的14.4%，增加的速度超過全球未就業人口的兩倍多。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於2003年沒有工作且年齡介於15～24歲之間的人數約有8,800 萬人，近乎全球失業人口的一半。在發展中國家，15～24歲人口的失業率尤其高，其失業率約為所有成人之失業率的3.8倍多。而全球的年輕人有85%來自發展中國家。
快速的都市成長
自從1950年以來，全球都市人口已增長至4倍多，由7億3,300萬人成長至30億多，而且整體來看它現在較全球人口成長還快速。其中，約有60％的都市人口成長是自然增加，即都市人口出生數減去死亡數；其餘則幾乎為持續不斷的移民潮所致，因為這些人們不僅欲求擺脫鄉村地區的蕭條或戰禍蹂躪，同時也受著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教育機會和現代化的吸引，而湧向都市謀生。當此趨勢繼續持續下去，人類歷史將走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即到2007年時，將第一次出現，居住於都市的人口將大於居住於鄉村的人口。
總的來說，都市化是一種正面的人口分布發展趨勢。許久以來，遷移至城市的結果，會使更多人住家離學校、健康診所、工作場所和交通（通訊）網路較近，因此對於經濟成長及全球整合，具有好處。因為城市為產業與教育的中心，都市居民對於新科技、新資訊和貨物的取得，總是較鄉村民眾更為優先。都市居民一般也是首先經歷嬰兒死亡率與生育率的降低，因為政府優先惠予都市診所，使其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保健照護。例如，非洲最近分娩方式的改變與生育率下降，多發生於都市。
1990年代，都市人口快速成長的國家，其發生國內衝突的機率，大約為其他國家的2倍。但是，都市化有如雙面刃。其許多特徵使得工業化國家繁榮，包括年輕化的人口、多元的種族與宗教、中產階級和接近政治權力等；這些特徵，也可能對於發展中國家許多人口膨脹且經濟蕭條的城市，帶來動盪不安。
整體而言，依據國際人口行動組織的報告，於1990年代，都市人口快速成長的國家，即每年成長率超過4％者，其發生國內衝突的機率，大約為其他國家的2倍。不再抱存幻想的都市青年，不管是有政治性格的學生或憤怒的失業者，經常是首先被召募的對象。
由於都市成長和衝突的關係越來越明顯，因此分析家在評估時必須更加注意都市化所扮演的角色。短期內，決策者必需考量一些計畫，以提昇快速都市化地區的市政治理的品質與能力、促進工作機會、並加強種族與社區的關係。長期而言，唯有減緩全球大部份國家的人口成長，尤其是處於人口轉型初期的地區，才有可能也讓都市成長的腳步更穩健而易於管理。
水與農地的競奪
全球有許多區域正面臨著重要自然資源的快速減少，包括其品質與可用數量。超過30個國家，其中大部份位於非洲與中東，其農地或可再生的淡水已下降至最保守的民生必需基準（農地為每人0.07公頃，可再生的淡水為每人1,000立方公尺）以下。有些國家因為惡劣的天候或地形，加上快速的人口成長，而面臨這種資源短缺的處境；而其餘各國面臨資源缺乏，幾乎全是人口成長所造成。比如，埃及、以色列、科威特和阿曼等4國，其人口成長率，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值（1.5％），故其在農地和淡水之取得兩方面，已瀕臨危急的水準。
人口老化與減少是個問題嗎？
近年來，人口與安全的分析家已經開始質疑：在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s）充分完成的國家，其人口逐漸老化，那其人口的改變有何意涵？在日本、美國及許多歐洲國家，出生率現已逐漸減緩，其減緩程度已導致勞動年齡的成人所佔比率萎縮，而老年人口佔所有人口的五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俄羅斯、義大利、多數東歐國家，以及一打左右的其他國家，其近年來的生育率很低，以至於總人口數下降，這情形在短期內只有仰賴大量的移民，方能加以彌補。由於整個生育率僅略高於每位婦女生育一個小孩，俄羅斯人口數現在每年減少0.7％，大約每年減少100萬人。
至今，尚未有任何國家，由於人口老化而有經濟與政治不穩定的明顯跡象。（事實上，日本與俄羅斯近來均經歷經濟的高成長。）然而，經濟學家卻對人口統計學的預測感到驚慌，該預測指出，歐洲的工作人數與退休人數的比例將可能下降一半，由原先的4倍，降至僅為2倍，這將造成退休系統與薪資上漲的壓力。同時，老人的醫療費用正以兩位數的速率急遽成長。至2040年，義大利、西班牙、日本和法國，老人醫療費用及其他大眾福利，預估將超過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7％。再者，美國政府對老年人的投入費用，無法趕上其原先的承諾；政府原先承諾與實際支出間的差額，現已高達44兆美元。
然而，並不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必須與快速人口成長的後果纏鬥，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具有相當大的能力，可適應人口老化的挑戰。例如，數個歐洲國家的政府，係以接受額外的移民、延長退休年齡、和吸引更多婦女投入職場，同時增加兒童照顧的福利。而日本正將照顧老年人的部份責任，轉回家庭，且廣泛倚賴科技之應用，並將低技術水準和勞力密集的工作，委由外面承攬。
環境難民
在2003年，全球大約每370人就有1人（總計1,710萬人）被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係致力於保護難民及其他流離人口的機構）稱為「受關切的人」。此數量包括970萬個難民（係逃離迫害或恐懼受迫害的人）、110萬個被送回的難民、420萬個國內流離人口、23.3萬個被送回的流離人口、99.5萬個尋求庇護的人口、和91,2萬的其他類人口，包括沒有國籍的人口。
這些估計人數中，並未包括日益增加的環境難民，即「由於顯著的環境破壞而危害其生存且（或）嚴重影響其生活品質，以至於暫時或永久被迫離開其傳統居住地的人。」迫使人們搬遷的自然與人為之環境因素，包括資源缺乏、自然資源的分配不公、森林濫伐和其他環境惡化、天然或工業災難、氣候變遷、戰爭或其殘留所造成的系統性環境破壞、人口過剩和開發計畫等。2004年，服務於開羅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所（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stitute）的埃薩姆‧欣納維（Essam El-Hinnawi）概估，全球目前約有3,000萬個環境難民。
於2002年，紅十字會的報告指出，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間，遭受自然災害（包括洪水、乾旱和地震）而死亡的人數下降40％，主要是因良好的防災準備；但生活受到這些災害影響危害者，則增加65％。這統計數字預期還會增加，因為預料未來氣候變遷的影響將會加劇：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報告，至2050年時，環境難民的人數將達1.5億人。
更有甚者，大量的人口流離，可能會在流離人口的產生國、安置流離人口的國家、或者在這個區域內，造成不安定與衝突。原已稀少的各種資源，可能更加惡化或枯竭，因而加劇資源取得的競奪；不充足的基礎設施或不公平的分配，可能加深社會的分歧與緊張；過度擁擠人口、衛生不良和缺乏可飲用水，將產生致命的傳染病。假如這種全球人口移動的預測成真，加上其他的影響，將為全球安全帶來嚴重的影響。
※ 本文摘自《2005世界現況》(State of the World 2005: Redefining Global Security)，看守台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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