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本人《台灣的都市計畫「專制保守」嗎》一文，桃園地院法官孫健智為文質疑《公民訴訟能充分落實公民參與嗎？》，孫文的問題很多，在此僅針對兩個「系統性」的問題討論。
第一，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每天撰寫判決書的法官，欠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論理時盍各言爾志的雞同鴨講。本人根據《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阿胡斯公約》，指出「資訊公開」、「公民參與政府決策」和「公民訴訟」為公民參與的三個要件和支柱。孫法官卻另以「公民訴訟是公民參與的一環，但絕對不會是充要條件」為前提假設，自說自話。
「公民訴訟」能使其他兩個要素具實質意義，因此尤其重要，連非法律專業的徐世榮教授都懂。他指台灣都市計劃專制保守，因為根據第156號解釋和行政法院判決，都市計畫的擬定與定期通盤檢討皆視為「法規命令」，參與民眾因非「利害關係人」而無權提起救濟。為解徐教授的困境，本人指出《行政程序法》第154條保障資訊公開和人民參與法規命令之制定、修正.....的權利，《行政訴訟法》第9條之公益訴訟規定，若能納入都市計畫的相關特別法裡，即可擺脫非利害關係人無權救濟的魔咒。
孫健智是法官，但掌握不住法律問題。公民參與都市計畫的法律困境之一是因非利害關係人而求救無門，他卻以大埔案為例，說實在看不出，住戶擔任原告並委任詹順貴律師進行訴訟，跟詹順貴律師自任原告起訴，後面這種告法，如何就能解決台灣公民參與的困境。
孫法官還說：「小弟很樂意請教，公民訴訟這把尚方寶劍，如何在美國遏止專家壟斷、政府提供資訊不足、有問不答、實問虛答、問東答西……。」早在2011年，本人在《全國律師》發表《未被行使的權利—公民參與行政法規制定權》和《美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介析》，只要研讀文內的美國判例便能得到答案。
綜上，孫文呈現的另一個問題是對知識的「全知」。15世紀前，西方的地圖除了正確反映當時的所知外，還留下空白，正確反映他們的無知。因為承認無知，因此努力探索新知識和新事證，得以進入大航海時代。東方社會正好相反，自認「全知」，因此不追求新知，即使有人提供新知，也拒絕根據新知調整原本的知識系統，被指出無知時還為了面子死不認錯，是阻礙進步最大的心魔。
為什麼是系統性問題？2013年的709號解釋，涉及都市更新應遵守的公民參與程序，大法官羅昌發提出意見書，參照的美國文獻，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而是加州Hastings法學院三年級學生1981年發表的舊論文，探討的是加州政府懲戒專業人員時拒絕提供證據開示的保障，涉及的是行政處分，與都市更新風馬牛不相干。從天天寫判決書的基層法官到解釋憲法的大法官，都欠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都在全知的知識概念下，不探求新知，反而用自己有限的知識穿鑿附會，當然是系統性的問題。
台灣的都市計畫並不專制保守，真正專制保守的是法學界和司法界，他們的任務本是落實國家法律以解決社會爭議，但卻沒有批判性思考和接受新知的能力，無法正確認識自己國家的法律，造成台灣社會的空轉與虛耗。
※ 本文原載於 蘋果日報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