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林務局喊出「里山」、「里海」作為兼顧保育與居民生計和生活的一種方式。然而，在里山願景所繪製出的人與自然共存共融的圖像，是否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而在看似該將生物放在第一順位的保育中，又為什麼賦予人在其中重要的角色？
那是因為在被稱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現在，未曾受到人為影響的地方已經不復存在。相對的，應當正視現在人對自然的影響力，並擔起做為「自然中的一份子」的責任。在3月14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環境研究學院（Nelson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的院長保羅‧羅賓斯（Paul Robbins）受台大地理系邀請，於台大舉辦的演講「生物多樣性的新地理學：人為世界中的保育」中如此指出。
羅賓斯長期致力於「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與環境資源管理的政治學的研究，主要關注野生動物與森林保育的政治生態學，與南印度地區的商業咖啡園與橡膠園當中的生物多樣性。不僅主編政治生態學的重要教科書，也是討論人類世的重要期刊〈The Anthropocene Review〉的編輯團隊之一。
保護區的有限與困境
羅賓斯表示，在保護主義（preservation）高漲的年代，生態學家傾向將生物多樣性高的地方劃為保護區，並且利用法規的約束力與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護瀕危、或是具有特殊價值的生物和生態。
然而，這樣的做法不僅很難把那些已經被開墾，卻因為人為擾動而意外的適合某些特定稀有物種的地方納入保存；處在開墾與被開墾之間，因為連續的漸變而保有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地景，也很容易遭到忽視；而私有地在被劃為保護區的過程中，又總是充滿爭議、困難重重。
此外，更令人不樂見的是，這也造成已經在利用土地的居民因為害怕失去原本他們賴以為生的土地，而視「生物多樣性」、或「具有保育價值的生物」為敵人：因為一旦被科學家看中，就有可能被劃為保護區，而導致他們的生計或既定的生活受到影響。
保育中不容忽視的政經背景
然而，面對這些已經有人在其中生活的地方，要怎麼保育生物多樣性呢？羅賓斯引用印度的經驗說明，政治和經濟的背景的影響因素不能被忽視，而「跟著錢走（follow the money）」也未必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在印度的咖啡種植農業案例當中，羅賓斯發現，雖然有些農法可以讓農地保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或是可以讓農地也成為瀕危物種的棲地，農民卻不甚願意繼續使用這樣的農法。透過訪談與調查，羅賓斯發現，最大的原因是咖啡園工資成本的改變。
咖啡豆採集是一個勞務密集的工作，並非機器可以輕易取代。然而近年來，雖然世界上對咖啡豆的需求並未改變，願意投入咖啡豆採集的工人一直減少，導致雇工成本逐漸增加；這使得雇主必須壓低其他方面的成本，來減少需要的人力——種植單一樹種、或使用殺草劑來降低咖啡豆採集以及果園照顧上的困難。然而在這樣的妥協當中，生物多樣性卻輕易地被犧牲掉了。
但這樣的困境並非沒有改變的機會。雖然只有少數小農會因為不用面對雇用工人的壓力，而願意選擇對生態較友善的農法，但對於其他雇用勞工來照顧農園的雇主來說，只要有辦法平衡勞工增加的成本，就會有動力使用對環境較友善的耕作方式。例如利用生態旅遊讓雇主得到額外的收入，或是利用特殊的銷售通路提高咖啡售價等，都是有效的做法。
面對土地利用與保存自然之間的「抉擇」，羅賓斯認為，在已經「回不去了」的人為利用土地上，比起把其中一方趕出去，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並鼓勵聽眾在這個無法逃避的人類世中，保持開放性，正視政治、經濟的現況，以及每個群體在其中的角色——不論是破壞者、受害者或兩者皆是——從生活切入，找尋或許是多樣又混亂，但可以改變現況的方式。
※系列演講於3/16在成功大學還有一場，講題：No Going Back: The Ethic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the Psychozoic，詳情請見人類世下的地理學——Paul Robbins來台系列活動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