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農委會林試所出版的《早田文藏BUNZO HAYATA》9月底腊葉館開幕之際,正式出版,作者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場秀章,近日也於台博館與書迷見面,親自導讀並簽書。
上週日(22日)簽書會現場即有不少年輕學子與會,看到台灣年輕人重拾歷史記憶、重視早田文藏的貢獻,他感到欣慰;他在回覆讀者提問時提到,早田若提筆寫信給年輕植物學者,勢必叮囑充分發表研究所得,讓台灣植物研究持續散發熱情。
著迷植物世界 獨鍾台灣植物27年
提到早田文藏為何對台灣植物情有獨鍾?大場秀章分析早田大學前父母及祖父母陸續去世,因經濟拮据而需到和服店工作,當時是由店員將客人所訂製的和服送到家,因此早田常需背重送貨。也許是被壓得必須低頭,因此看到地上的苔蘚,越看越被這小小的生命吸引,進而想研究它。
另一個讓早田文藏以台灣區為核心研究,則是植物學上的課題。19世紀動植物資源相形重要,植物的存在對於經濟發展佔有重要地位。若從英國、日本與台灣主要的出口經濟作物來看,就能得知植物的重要性。當時日本對於台灣山區植物有些想像與好奇,學術界也充滿分類學的熱情。
由於好友川上浩二郎派任基隆,促成邀請早田到台灣研究的契機,因此展開長達27年的台灣植物研究生涯。
出生於1874年的早田文藏,是日本新潟縣加茂市人。他在高中時加入植物學會,這在當時十分特別。他從高中就開始採集標本,現存最早由他採集的標本是1898年「日本長葉茅膏菜」。
到了大學時代,他更是熱衷植物的研究,學位論文便是日本大戟科植物。此外,他除了嫻熟日、德、英、法語,也是出色的植物繪畫學者,他手繪的植物畫,是看著顯微鏡,一筆一畫描繪出來的。
若要挖掘早田文藏生平趣事,讀者可得失望了。大場秀章認為,他的世界只有植物,又是治學嚴謹,可能讓人覺得十分無趣。
突破框架做標本 原來是佛里紀念碑
當時植物研究分工嚴明:採集家進行採集,研究者進行研究;但早田文藏卻不受此限制,親自參與採集、分析、研究,接著比對標本、進行植物分類,再根據結果賦予植物定位;如果是新種,就幫它命名、取學名;更重要的是,非常重視植物標本的保存。這一連串步驟之後,還須發表為論文或寫成植物誌。幾乎植物大小事一手通包,樣樣精通。
早田文藏還有一個異於其他學者的做法,就是為了盡量展現植物的原貌而延伸紙張,不受規格影響,常常用好幾張紙做成一份標本。
基本上,標本製作就是貼在一張台紙上,但他常碰到一張台紙貼不夠的情況,這時他不是摺到背後,而是在用幾張紙貼成一個大標本。例如厚葉鱗毛蕨標本就貼在兩張台紙上,台灣複葉耳蕨則貼在四張台紙上。這使得他的標本深具特色,也得以看出植物完整的樣貌。而如此細心的標本製作,卻又看到異於其他標本,使用粗膠帶黏貼!
最近同時與早田文藏的紀念碑重建的佛里神父銅像,同樣是紀念這位將台灣植物告訴全世界的採集家,發起人就是早田文藏。從他寫給日本天主教會的信中,可見當時的構想原型,比較像是紀念碑而非銅像。
頂尖植物研究者 服務台灣植物
早田文藏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台灣植物研究,以及他在1921年提出的「動態分類系統」。大場秀章認為,早田文藏是一位國際卓越的植物學者。
早田文藏寫了很多關於台灣植物的名單,並彙整成目錄和圖譜, 1921年最後出版的《台灣植物圖譜》,記載了台灣植物共3658種,以及另外79種變異種;2003年另一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台灣已有4339種植物。也就是說,82年來新增600多種植物;由此可見,早田文藏在當時已將台灣大半植物整理出來。
另一重要事蹟則是,他的標本都充分保存下來,做為未來研究者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場秀章解釋,模式標本大多放在命名的研究者所屬機關的標本館;早田文藏雖為東京大學教授,除了一部分標本典藏於東京大學,也將眾多標本保存在台灣的林試所。大場秀章推測,很可能是早田想對台灣今後的研究做出貢獻,也對台灣之後的研究者有所期待。
歷經27年研究台灣植物的歲月後,他將重心轉移到日本的教學研究,包括研究蕨類植物的中心柱,這是蕨類用以運輸水分與養分的構造。他透過解剖觀察進行研究,並以台灣植物為研究素材。
在植物研究也提出不只一種的新學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動態分類系統」。當時的系統分類學認為,植物由枝枒漸漸衍生各式各樣的植物,早田卻認為生態的分類和演化沒有這麼簡單。動態分類體系也影響後續的許多學者,至今都有學者討論。
走入台灣高山研究植物 傳遞植物研究溫度
早田文藏將台灣植物依照海拔分布,分為低地帶、低山帶、中山帶以及高山帶四個區塊,其中,台灣低地帶植物和中國、琉球相當類似,特有種並不多;他認為低山帶以上才有台灣獨特的植物值得研究,因此研究主要以低山帶到高山帶植物為主。
早田文藏研究台灣植物的視角,並不局限於台灣,他放眼世界,以更廣泛的視角了解台灣的植物相。例如,在了解台灣低地帶和低山帶植物後,他進一步與中國、中南半島和馬來西亞的山地比較,高山帶則與喜馬拉雅山、中國的青康藏山脈等植物做比較,進行植物地理學分析,了解台灣植物與其他區域的異同。
這兩年國內陸續有台大出版中心以及林試所出版早田文藏的傳記,9月底腊葉館重啟之際,也原地重建早田文藏紀念碑,緬懷他對台灣植物研究的貢獻。這一系列活動重燃植物學界的「早田熱」。
由於早田文藏主要是研究台灣的植物,對日本植物的研究比較少,因此日本社會對於早田文藏的認識不如台灣社會;若說台灣因植物學掀起的「早田熱」,在日本則為牧野富太郎(日本植物學之父)為首的「牧野熱」,兩者的意義都在於重新以歷史的角度看待這些學者的重要性,同時鼓吹生物多樣性研究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