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貓熊保育工作長出來的體悟:根本問題在處理人和動物互動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從貓熊保育工作長出來的體悟:根本問題在處理人和動物互動

建立於 2017/11/29
口述:呂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辦人);撰寫整理:彭瑞祥
前言:「爲什麽要保護自然、我們又要如何保護自然?」也許是很多人有過的疑問,就連從事自然保護工作的人,也可能會在心中不斷拉扯、辯證。從1980年代就在秦嶺一帶投入貓熊研究、後來成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中國科學家呂植,先是不滿足於學術研究所處的位置,希望所學能實際改變野生動物的處境。
在秦嶺研究貓熊期間,呂植見證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改革開放後,失序的森林砍伐對貓熊生存形成威脅,便開始思索有何可行的解決之道。於是她努力奔走於伐木工、林業單位之間折衝協調,串聯學術與民間聲量,遊說林業單位減少伐林或轉業。有幸獲得成果後,她把心思轉向轉向「人」,在試圖回答這些疑惑的過程,呂植走出了不同的經驗,包括如何把支撐人類生計的力量和保育力量結合、納入市場機制讓盈利支撐保育行動,讓社區獲得更高的主體性等。
她反思,即便現今對貓熊投入的關注和保護資源,或許以單一物種來說是最多的,仍然無法說貓熊族群的未來是安全的。保育的問題在處理人和動物的互動,呂植透過10月間來台演講的機會,鉅細靡遺分享她的工作歷程。以下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呈現呂植多年來的體悟。

呂植10月間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來台分享保育經驗。彭瑞祥攝。

貓熊隱居的生存策略  卻躲不過人類

20世紀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帶回了中國政府回贈的貓熊禮物,開啟了外交熱潮的那一年,光北京動物園一家就從野外抓了30多隻貓熊。但是動物園抓貓熊來養,本身是對族群的傷害;同時,圈養在動物園的個體繁殖率非常低,小貓熊出生對民眾是很稀奇的事,但也形成人對貓熊的誤解。

所以我在野外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貓熊在野外的繁殖狀況,幾年的研究下來發現,貓熊在野外繁殖沒有問題,生下來的存活率也是百分之七、八十,和其他大型動物沒什麼差別。

因為做研究接觸了大量的貓熊,當時幫20多隻野外的貓熊起了名字,一隻叫做嬌嬌,某天我追蹤信號,到附近等著牠出現,從早上九點守到下午四點,完全沒有動靜,正想走了,牠就動了起來,離我大約三四公尺遠,我嚇了一跳,用非常低順的眼光,面對牠慢慢地後退,牠到我面前衝了一下,又猶豫了一下,停下來,抓了一根朽木扯斷就跑了,並且還帶著牠生下的第一隻小貓熊走了。在觀察牠跟第一隻小貓熊相處的期間,嬌嬌建立了我對牠基本無害的相處經驗。

嬌嬌一共生了三隻貓熊,在一段時間的觀察後,這個家族已經對研究者沒有戒心,還會主動來找人玩,研究者還要護著臉避免被他的爪子抓傷。我的觀察,貓熊其實是非常聰明的,牠的消化道等生理結構跟熊一樣,只有一點不同,是特化出對竹子的適應性,繁殖力也因為吃竹子和熊不同,因為竹子能提供的能量相對較有限。

小貓熊一歲半在等媽媽生下一胎的時候,一定會離開,會離開媽媽很遠的地方去定居。貓熊可以說是善於隱居的熊,不知為何演化出以竹子為主食,猜測和同一地區生活的其他動物同時存在,因為營養來源有限而適應出來的策略,不知道是主動明智的、還是被迫的選擇。

貓熊這樣的生存模式躲過了和其他物種的競爭,卻躲不過人類。


長時間的互動相處,對研究人員毫無戒心的嬌嬌家族,還會主動找人玩耍。呂植提供(不適用CC 共創授權)

改革開放  無序採伐佔上風

1985年剛開始研究時,我在秦嶺以「擇伐」為主要模式的森林中,發現剛砍伐過的地方,因為竹子蔓延旺盛,可以看到更多貓熊蹤跡,當時以為,貓熊和人是可以共存的,甚至和擇伐也是可以共存的。

根據考察,在大約唐朝年間,人口平時聚集在長安,一到戰亂、飢荒的年代,大量人口會到山裡,現今秦嶺主樑的最高處,都還有年代久遠的驛站痕跡,人和貓熊的互動大致是「人進貓熊退、人退貓熊進」,雖然有波動,界線大約在海拔1500米。貓熊生存的界線,往下是人的農耕範圍,往海拔高處,是林子的生存範圍。

但事後的發展證明,貓熊和人可以共存的推論很快就打破了:因為後來改革開放,林業經營不像以前計畫經濟模式,林材由國家統購統銷,林工採多少都是賺一樣的收入,但因為整個時代進入市場經濟,人和貓熊平衡的界線就被打破了。

超量採伐發生在很多方面,例如裝車的時候就超量,車子加了鋼板,輪胎外再套一層輪胎增加承重力,大量人民工湧入林區,除了原本隸屬常青葉菊的2000伐木工,還有2000民工,加入長青林業局的林業採伐活動。監督機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停擺,1990年代,很快就從有序變成無序採伐了。

當時我常和林業局官員去談判,例如,「不好意思,嬌嬌今年要在這產仔,可不可以通融一點」。有時會得到友善的答案,「好吧,今年先到隔壁林子,明年再來。」

但無序採伐占上風以後,我非常焦慮,1994年,朱鎔基做總理,我和其他教授、學生、外國科學家聯合直接給政府寫了一封信,描述秦嶺這裡貓熊種群非常大,需要好好保護,兩週後收到回饋:總理批了,和財政部商量,要做林業轉產,當時正好有「全球環境基金」的項目,就把林業局2000名伐木工解散了。原來的伐木林變成長青國家級保護區,有200多人留下來成為保護區經營人,其他人就失去工作。後來了解,伐木工解散後投奔到其他企業,有的企業也破產了。


呂植提供(不適用CC 共創授權)

我們常常遇到民眾問,為什麼要保護貓熊?從北京跑到我們這來幹什麼,為什麼?我就回說,貓熊挺好玩的,天天看他,他就覺得你沒說真話。林業官員也跟我們說「你們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知道柴米油鹽的辛苦。」

現在想想,當時心裡只想到貓熊,只想把砍伐停下來,而沒有去想「人怎麼辦」等其他事情,等我之後慢慢理解到伐木工的狀況,就覺得很不坦然。1996年到長青,就面對了當地工人的情緒,有些地方甚至貼上「此地禁止科學家」的標語。

1998年的時候,整個中國的天然林停伐,不是因為貓熊,是因為當時水患淹死2000多人,被歸咎於砍伐造成上游水土保持失靈,因此政府拿出一大筆錢補貼林業局工人,全國七十多萬人從破壞者變成保護者。在這種情況下,貓熊被伐林威脅的問題,就算是解決了。

從生態旅遊到貓熊蜂蜜  苦思社區和貓熊共存的出路

但貓熊生存的威脅真的獲得解決了嗎? 1998年的停伐政策,原以為有幫助,卻發現族群還是持續下降。如果我們研究族群的變遷史,會發現2011~2013年這段期間,族群的密度創下史上新低。

人類活動不只是伐木,還包括水電站、大型公路開發、農業活動和放牧、城鎮影響範圍增加等。可以看到一個趨勢,保護區面積雖然增長,棲地破碎化程度卻更嚴重。2012年進行第四次大貓熊調查,證實了這些因素是影響族群的重要因子。舉例來說,當地原本從事伐木,後來雖然轉作牧民,對棲地影響還是很大。因此我開始思考保護區如何和當地居民相處的事情。


擷取自呂植「在中國,聽見保育學者的社區實踐」演講簡報(不適用CC 共創授權)

1995年加入是WWF,第一項工作就是制定綜合保護計畫,想各種辦法讓民眾停止採伐,並用其他活動來取代。思考面向最多的就是生態旅遊,但旅遊是很慢的事情,以綿陽市平武縣來說,森林採伐的收入佔居民收入七成以上,沒有一個事情可以取代這個收入來源。

雖然因為發展生態旅遊項目,和社區的關係變好,後來也吸引很多保護組織來這邊作項目,但也發現,為了發展旅遊,影響林地的牛羊增加了,怎麼辦?再說,這裡的放牧本來就是傳統,建保護區的時候並沒有考慮放牧活動,這種傳統經濟活動和貓熊保護的衝突,如何解決?

後來,我們在關壩村嘗試尋找可替代收入,其中一項是友善環境、高價值的蜂蜜。

在關壩村,養蜂蜜是很傳統的家計活動,但很少被居民當作商品在經濟市場上販售,一方面賣不出什麼價錢,一方面也沒有多少產量;不過,因為曾經發生過山寨蜂蜜被歐洲市場拒絕的劣行,相對之下,若有一款真正好的蜂蜜,在市場上是有需求,可以賺錢的。

於是,「貓熊蜂蜜」面市了,試賣期間定價一斤五百塊人民幣,還是很多人接受,於是村里成立養蜂合作社,對社員制定保護生態和返利的做法,將符合條件蜂蜜在市場推銷,也把城市消費者介紹到村裡做工作假期,形成「團結經濟」。民眾獲利確實增加,地方還成立了巡護隊。


關壩村的養蜂場。轉載自桃花源生態保護基金會微信公眾號

更特別的是,因為年輕人都出去打工,本來參與合作社的成員多是老年人,但後來有年輕人願意回村,包括合作社社長的兒子,這位年輕人開始寫點博客,吸引了媒體來採訪。在他的影響下,現在有七個年輕人回鄉,自己成立NGO,並提案獲得縣人大支持,把自己的林子變成保護小區──關壩流域自然保護小區。

村裡有了合作社、有NGO,縣林業局便把森林託付他們管理,管理經費也交給他們支應,這是發展貓熊蜂蜜時沒有預想到的發展。

村民意識到留在村裡掙錢可以和去打工掙錢差不多,且在村裡打工是為自己做事情,不是為別人。之後村人還想把地方溪裡魚類族群恢復,包括引入鄰村的魚苗放流、規劃可持續漁撈模式;以及恢復生態環境,經營農家樂(民宿)等等。

總體來說,貓熊雖然受關注那麼大,仍不敢說貓熊的未來是安全的,因為最深層次的問題,動物和人的相處方式,並沒有獲得解決。而往往好的做法是要時間,成效不是很快看得出來。若能用更多的指標來衡量我們的生活,才有可能讓人的追求產生有更深層的改變。


關壩村的養蜂場。轉載自桃花源生態保護基金會微信公眾號

※ 本文根據呂植10月27日的演講內容整理而成,該場同屬「這一夜,我們聊那些動物鄰居」以及「中國綠色人物臉譜」系列講座的一部分。邀請讀者同時參閱呂植另場演說紀錄〈青藏高原教我的事  雪豹、文化與一位保育學者

作者

彭瑞祥

六年級生,曾在咖啡店當吧檯兼翻譯,十多年前受南方電子報、破報、國家地理雜誌啟蒙,希望也能自己做媒體關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