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凱瑞離任之際，《中外對話》回顧了他非凡的職業生涯。
約翰．福布斯．凱瑞（John Forbes Kerry）的政治生涯跨越多個地區，也應對過全球最具挑戰性的問題。 但他對氣候危機的重視程度超過了其他所有事情。
「氣候變遷對我來說具有深刻的個人意義，」川普當選幾天後，凱瑞在馬拉喀什舉行的2016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上說道，他認為「不作為」是一種「道德上的失敗」。
過去三年間，這位80歲的前總統候選人、國務卿、民主黨參議員一直擔任美國最高氣候官員，為這個職位帶來了非凡的嚴肅性和權威。 他孜孜不倦地推動著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美國和中國，開展氣候合作，為阻止全球變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阻止氣候失控的決心十分徹底。 對凱瑞來說，應對氣候變遷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信念。」前聯合國氣候變遷負責人費蓋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2010~2016年任職）告訴《中外對話》。
30餘年間站在國內和國際氣候行動前線，這位長期倡導減碳的旗手，將於今年春季卸任美國總統氣候特使一職。 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前任命新的特使。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Axios的消息，凱瑞現計劃説明拜登贏回總統職位，並阻止川普重返白宮。這將是近十年對世界氣候影響最重大的選舉之一，如果川普當選，他將廢除拜登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法。
《中外對話》採訪了包括聯合國和美國前官員以及氣候專家在內的十多人，談及凱瑞留下的氣候遺產，他們把他描述為擁有 「一股自發的力量」，他對氣候事業堅定不移的承諾，驅使他孜孜不倦地穿梭於世界各國決策者之間，尋求解決方案——這也是他一直難以割捨的角色。
早年經歷
1943年，凱瑞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 他的父親是一名外交官和氣候倡議人士，也是富有的福布斯家族後裔。
他接受了精英教育，先後就讀於瑞士的寄宿學校、新罕布希爾州著名的聖保羅中學以及耶魯大學。他的學習和活動日程相當密集，在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每一天都是多賺的》（Every Day is Extra）中，凱瑞說到自己去航海登山，玩摔跤、橄欖球、棒球和長曲棍球。他還學會了開飛機。
凱瑞從一開始就將自己所捍衛的議題定義為道德問題。大學畢業後，他加入美國海軍預備役，並在越南戰爭期間服役了四個月，期間身受重傷。他後來也成為戰爭的直言批評者。1971年，他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面前作證，反對戰爭。
1970年4月22日，26歲的凱瑞與2000萬美國民眾一起走上街頭，參加了美國歷史上首個大型地球日遊行。後來，他將這次活動描述為「一次令人大開眼界的沉浸式體驗，感受到了草根行動的力量」。
1982年，他結束了作為麻薩諸塞州檢察官的生涯，以該州副州長的身份開啟政治生涯。兩年後，他當選麻薩諸塞州參議員，一當就是28年。
參議員生涯
凱瑞很快成為參議院內宣導氣候行動的主要聲音之一。他對國會山莊內幕的理解，對他推動美國參與全球氣候努力至關重要。「他總體上理解美國需要發揮領導作用，並在全球範圍內加以利用。」白宮和國務院前氣候官員彼得．奧格登（Pete Ogden）說。
1988年6月酷熱難耐，美國正遭受嚴重乾旱之苦。當時，凱瑞坐在參議院委員會的席位上，聆聽氣候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的陳述。漢森向委員會解釋，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正在使地球升溫。
後來他表示被漢森提供的證據震驚了，稱這是激勵氣候行動的「關鍵分界點」。 這次活動深化了他的氣候參與。
1992年，凱瑞隨參議院代表團參加了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峰會。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特蕾莎．海因茨（Teresa Heinz），她是亨氏集團財富的繼承人，也是代表團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之一。
前美國氣候特使、首席談判代表潘興（Jonathan Pershing）是時任的國務院的科學顧問，他在代表團出行前向他們介紹了相關情況。
「凱瑞始終積極參與，他對議題的廣泛程度很感興趣。」潘興告訴《中外對話》。
「他真的想要深入理解細節，這在參議員當中並不常見。」曾任美國氣候談判代表，現任氣候顧問（Climate Advisers）組織首席執行官的普維斯（Nigel Purvis）也認可這一說法，他回憶起1998年布宜諾斯艾利斯氣候談判時與凱瑞的對話，說道：「（凱瑞）他真的懂。 」
國會氣候之戰
1990年代後期，美國遭遇了第一次重大考驗，必須協調國內政治與全球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期望。1997年，各國在日本京都達成協定，要求發達國家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
但一項參議院決議關閉了美國批准該協議的大門，除非發展中國家也被要求控制排放。 這一舉動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是一次打擊，1990年代中國的經濟起飛，引發了美國的擔憂。
該決議在兩黨議員的支援下獲得一致通過，沒有任何反對票。凱瑞也投了贊成票。而在美國未能參與京都議定書，且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輸給布希（George W. Bush）之後，凱瑞將精力投入到通過國會重大氣候立法的工作中。
2009年，當拜登成為歐巴馬政府的副總統之後，凱瑞接任其職位並成為頗具影響力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美國遲遲無法採取強有力的國內氣候行動，導致其在國際舞臺上的信譽受損。
凱瑞最大的努力是成為碳排放限額與交易法案的主要宣導者，該法案本意是讓發電廠和製造商為自己製造的污染買單。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上，中美兩國都面臨承諾大幅減排的壓力。凱瑞稱如果兩國能夠達成協定，公開透明地監測彼此的減排情況，美國國會將通過碳減排的法案。
「凱瑞非常努力地扮演好各種身份，確保我們能得到一個美國可以接受的氣候協定。」 前聯合國氣候變遷負責人波爾（Yvo de Boer）告訴《中外對話》。
但隨著哥本哈根談判破裂，加上參眾兩院持反對態度，氣候法案被放棄。
全球氣候條約
隨著白宮把國際工作轉向制定新的全球氣候條約，凱瑞在歐巴馬連任後被任命為國務卿。
凱瑞將氣候變遷提升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支柱，指示國務院「所有部門」關注這一問題。他支持市場，並稱清潔能源轉型是「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機遇之一」。
「凱瑞不是一個被條條框框約束的人，為了推進這一議程，他願意和任何必要的人合作。」前氣候官員奧格登說。
中國是他最願意合作的。「中國的排放量很快就會是美國的兩倍，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加入到共同努力中來。」凱瑞告訴參議院。
2014年伊始，時任美國氣候特使史登（Todd Stern）接到凱瑞的電話，他當時想討論美國下一個重大的氣候外交舉措，史登告訴《中外對話》。
當時歐巴馬即將於11月到訪北京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史登的團隊就提議在會議前就中美氣候協議開展工作。白宮對此表示支持，華盛頓和北京開啟了為期九個月的秘密會談，最終達成的中美氣候變遷聯合聲明，為2015年的《巴黎協定》鋪平道路。
史登和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就細節進行談判。史登表示：「凱瑞推動了整個進程。他一直在尋找下一個可以把球向前推的大事件，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作為國務卿，凱瑞四處出訪，在雙邊和多邊會議上提出氣候問題。」如果氣候不是對話的核心，他就不會去。 」潘興說。
他是談判會議上迄今為止最資深的外交官。在巴黎，「我多次看到約翰淩晨三點來參加談判，這時候應該是國務卿把工作交給團隊，自己去睡覺的時候了。」費蓋雷斯回憶道。
凱瑞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代表美國簽署《巴黎協定》時腿上還坐著兩歲的孫女，由此可見他對該協定的投入。
嚴陣以待
川普入主白宮後，凱瑞發起「零次世界大戰」聯盟（World War Zero），致力於讓氣候變遷提升為最重要的公共議題之一，並且在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 他曾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以及耶魯大學合作，並與海外官員舉行私人會談。
2021年1月，凱瑞重返政壇，擔任美國首位總統氣候問題特使——一個高級的、量身定製的內閣職位，並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佔有一席之位。
面對美國跌至谷底的氣候信譽，凱瑞作為拜登「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熱切地想把自己的經驗利用起來，主動請纓擔任這一職務，兩位知情人士告訴《中外對話》。
拜登承諾凱瑞將「在全球每張談判桌上都有一席之地」，大部分時間他都做到了。
新冠疫情期間，凱瑞仍獲准四處出訪，會見了印度總統莫迪等國家元首。「他真的非常專注。」前凱瑞顧問、現供職於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艾倫．余（Alan Yu）說。
作為拜登政府最富有的成員之一，凱瑞的生活方式受到密切關注。2021年他的家庭出售私人飛機，引發了一場對其虛偽的譴責。同年，凱瑞清算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能源相關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一些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股票。
然而，這位氣候領袖周圍緊密環繞這一個團隊，力求在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卻獲得了「孤狼」的稱號，因為有時候，凱瑞帶不動整個政府因此獨自前行。 甚至，有時他個人的熱情也讓他和其他政府成員的關係複雜化。
多位消息人士告訴《中外對話》，凱瑞和白宮之間關係緊張，尤其是融資方面。共和黨獲得眾議院控制權後，拜登一直在努力爭取到2024年提供承諾的114億美元的氣候融資。
由於無法承諾提供大規模的氣候援助，凱瑞把注意力轉向動員私營部門投資推動轉型，他擴大先行者聯盟（First Movers Coalition），該聯盟旨在通過公司預購承諾，實現重排放行業的清潔技術商業化，並且啟動能源轉型加速器（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or），讓公司為發展中國家的煤炭轉型提供融資，用於抵消排放。
凱瑞認為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減排較容易完成，又和歐盟一起引領全球甲烷減排工作。隨著關於化石燃料未來的討論逐漸升溫，他押寶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負責人賈比爾（Sultan Al-Jaber），支援其主持在杜拜舉行的COP28聯合國氣候會談。
這也是凱瑞的信念之一，他認為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在解決自身造成的危機方面可以發揮作用。
在杜拜，各國同意為「能源系統從化石能源轉型」作貢獻。這是國際氣候協定的第一次，但未能應100多個國家要求，明確發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信號。
凱瑞對減排的高度關注，將此優先於支援氣候前線脆弱國家。在他的領導下，儘管多年來一直有反對的聲音，美國還是同意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受害者設立一個損失與損害基金，説明其從氣候災難中恢復和重建。
然而，通往氣候正義的道路是漫長的。氣候倡議人士稱，美國承諾向新基金提供的1750萬美元只是杯水車薪，是「對發展中國家困境漠不關心」的表現。
凱瑞和解振華的惺惺相惜
凱瑞一直是美國政壇支援與中國就氣候問題進行接觸的主要聲音，既要加強合作，也要向全球最大的排放國施壓，要求其採取更具雄心的行動，尤其是在減少煤炭使用方面。
凱瑞外交的一個核心原則，是把氣候行動與中美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關係隔離開，而結果喜憂參半。 凱瑞和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保持著穩固的個人聯繫，這種關係經歷了中美關係逆風的考驗，是這一戰略的核心。
兩人多次以「朋友」相稱。COP27會談在沙姆沙伊赫舉行期間，解振華曾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種紐帶可以追溯到25年前凱瑞還是參議員的時候。
「這不僅僅是一件專業上的事情。」2021年至2022年擔任凱瑞副手的潘興說。 他回憶稱，兩位外交官通過翻譯交流，晚宴「充滿歡聲笑語」。這樣的幽默並不妨礙就提高彼此氣候雄心的談判是艱難的，他說。
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治學院實踐客座教授雷切爾．凱特（Rachel Kyte）認為，解振華和凱瑞之間的「信任關係」是「外交的基礎」。這種關係顯得很突出，說明美國對外政策的其他方面「缺乏穩健有力的氣候外交」，她說。
即便是防止中美關係惡化的努力戛然而止的時候，凱瑞和解振華仍保持非正式溝通管道的暢通。一旦出現解凍的跡象，兩人的關係意味著「發動機可以即刻啟動。」史登說。
過去三年間，凱瑞和解振華於2021年11月和2023年11月兩次達成氣候協定，確定甲烷減排為聯合工作的關鍵領域，並成立工作組以強化這十年的合作。
COP28召開前夕，兩人在加利福尼亞州度假勝地陽光之鄉達成的最新協定為氣候談判的起航揚起風帆。兩國現在需要在特使長期關係外開闢一條新的合作道路。
凱瑞被任命為特使後不久，當時已經辦理退休手續的解振華再度出山。現在由於身體原因，他於COP28後再度卸任，特使一職由劉振民接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劉元玲認為，凱瑞「在中美氣候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保持這種溝通管道遠遠超出個人關係，對更加廣泛的中美關係以及全球氣候行動至關重要，她告訴《中外對話》。
「即便不再是凱瑞，也會有人繼承他的工作，繼續做他一直以來努力的事情。」一位知情人士告訴《中外對話》，凱瑞並不認為自己是「退休」，而是會繼續通過其他方式開展氣候行動。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中外對話，原文標題〈約翰．凱瑞卸任：這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信念〉。不適用CC共創授權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