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記得第一次感受到牠的心跳時心裡的觸動，手心裡的跳動微微的、穩穩的、實實的，一下又一下，在冰冷的水池裡傳遞出一點溫暖。關心海洋、關心鯨豚有好一陣子了，那卻是第一次有個垂危的海洋生命在我手中，讓我急切的想要救助牠，渴望幫助牠回家，重回藍色大海。
我相信，許多投身鯨豚保育的朋友都是從這個最簡單的念頭開始的，只是，相較起其他物種，救援鯨豚牽涉了更多更龐雜的人、事、物，教諸多單純只想救助海中鯨靈的朋友無法招架。
台灣的鯨豚救傷約是從台大周蓮香教授投身鯨豚研究開始的，至今大概有十多年了。從過去毫無基礎知識，到如今累積無數經驗並野放亞洲第一隻復健成功的花紋海豚─阿通伯，因而喚起大眾愛護、保育鯨豚的意識，這樣的成就雖說難以和有專為鯨豚保育立法的美國相匹敵，仍算小有成績。台灣四面環海，鯨豚是我們的鄰居，如果因為喜愛鯨豚而讓民眾進而關心海洋且願意付諸行動，實為一件美事。
然而，走了十多年之後，鯨豚救傷在近幾年彷彿遭遇無法突破的瓶頸。海豚一次次上岸來，媒體一回回報導救援行動沒日沒夜的愛心和熱血，然後，海豚一隻隻又走了，牠們上岸折騰一番後留下了什麼？長期關心鯨豚救傷的朋友或許也注意到，投入救傷的熟面孔似乎也一個換過一個，他們奮鬥之後又留下了什麼？
幾乎每一位參與過復健的朋友心裡最後都會浮現一個問題─「我們到底該不該救牠？」待過現場的人都知道，復健對動物而言是一項折磨，如果牠因為病了、傷了、老了，被海洋淘汰上岸來，就算牠成功野放了，難道海洋不會再淘汰牠一次？更別說目前九成以上再也不會碰到海水的鯨豚，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們只是延長牠受苦的時間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紐西蘭人不救，可以的話就只協助鯨豚返回大海；美國人覺得應該救，他們成立設備精良的鯨豚醫院，對擱淺鯨豚提供完善的照顧與醫療。哪麼台灣呢？
台灣鯨豚救傷的資源很有限，台灣沒有鯨豚醫院，救援經費一年頂多一兩百萬，這些錢除了處理擱淺，還要辦研討會和講習，一旦動物決定後送復健，救援單位幾乎都必須另外自籌經費，否則無法應付一天一萬多的燒錢速度。在如此情況下，我們必須珍惜每一隻上來的鯨豚帶來的學習機會，牠們稍來海洋的訊息除了讓我們更瞭解鯨豚自身的奧秘，也能帶來海洋生態現下的資訊。
每一次的擱淺如能做好資料蒐集，並整合全台的資訊成一完整資料庫，勢必對未來無論是鯨豚或海洋研究保育上，都會有很大的幫助。可惜，今天台灣鯨豚擱淺管轄權責在每個縣市政府身上，各個單位處理擱淺的態度不一，且每個救援單位各行其道，造成資源分散，資訊無法整合，鯨豚資料庫和研究整合一直都只是個遙遠的夢。
再者，誠如一位志工所說，復健過程中，人的獲得或許比動物還要多。志工在和鯨豚的互動中，認識生命的可貴，學習自然的價值，明白人在大環境中的可為與不可為，許許多多成長與蛻變在復健現場發生。而對於無法協助只因關心或甚至好奇而來的群眾，只要現場有適當的解說與資訊，就能讓一次復健成為最好的教育良機，引發民眾對海洋的愛護之心。因此，不論志工或一般民眾，只要有良好的引導，每一個人都成能為保育的種子。然而，礙於人力不足以及場地上的限制，復健現場往往忽略鯨豚救傷在教育上的價值。
台灣的鯨豚救傷一直仰賴大量的志工，甚至連獸醫都只能將鯨豚領域當作兼職，無法養家活口，台灣在這方面的資源薄弱可想而知。但無論在照護醫療、人員配置、流程管理上，鯨豚救傷這一塊卻更需要經驗與能力的累積，然而在現實壓力和體制缺乏之下，經驗豐富的老手不得已無奈離開，熱心的新手加入後一切重頭開始。於是，海豚一隻隻上來，復健一次次開始又結束，資料和經驗無法傳承，教育沒有執行，海豚和人，來了，又走了。
一隻鯨豚看似健康地野放了，難道就是一次成功的救援嗎？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今日台灣經濟蕭條，投入鯨豚救傷的資源只會減少不會增加，鯨豚救援的意義不該只在救援鯨豚本身，在救援單位。
如果只要求一次完美的復健行動，目前的資源是不可能足夠的，但如果每一次救援中重視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民眾教育，鯨豚才不會白受苦一遭。
有了體制建立，救傷人員的專業才能獲得尊重，經驗也才得以傳承；而在政府，即使無法提供再多的經費，若是能夠統一各縣市政府的處理態度，並協調各地資源，讓救援者專心面對動物，鯨豚救傷這條路，才有可能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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