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世界環境日系列活動已在美國舊金山熱鬧的閉幕，這項起源自1972年的年度環境盛會，與國際婦女節、世界人權日並列為聯合國每年度的三大重要節日。歷年來世界環境日的活動和主題，對於喚醒民眾的環境意識，乃至於在政治上對於各國環境制度的建立，都有深遠的影響。我國亦在2002年通過的環境基本法中，明定6月5日為環境日。有趣的是，舊金山是60年前聯合國的誕生地，今年世界環境日選擇在此地召開，更有一番不同的意義。
各國城市代表簽署城市環境協定
值得注意的是，來自世界各國100多個城市的代表，針對今年環境日的主題「綠色城市」(Green Cities)，共同簽署了一項名為「城市環境協定」（Urban Environmental Accords）的宣言，針對能源、廢棄物減量、都市設計、都市自然環境、交通運輸、環境健康、以及水資源等七大主題，擬定了21項具體的行動方案。包括在2030年之前，要求各城市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25%，以及在2040年之前，將垃圾掩埋場與焚化爐的廢棄物減量至零等相當具有企圖心的目標。這是歷年來世界環境日首次選擇以「城市」作為主題，顯示了「城市」將會在未來的環境政策與策略中，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
「城市」之所以成為全球環境治理的重要角色，並非偶然。從整體的趨勢來看，氣候變遷與都市化將是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兩項重要的挑戰。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大氣中以二氧化碳為主的人為溫室氣體濃度的急遽增加，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加劇，正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生態環境、以及政治制度帶來根本性的變化。雖然美、澳等國對於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仍然抱持著質疑的立場，以規範工業化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的京都議定書，在俄羅斯加入後終於在今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代表了十多年來國際間對於遏止氣候變遷的持續惡化所做的努力。
都市化趨勢 城市成為全球化與在地化之網絡節點
另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都市化的速度與規模都遠超過我們的想像。1800年時，全世界只有倫敦是唯一一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而當時前一百大都市的總人口也不過兩千萬人。到了1990年時，世界前100大都市的總人口已超過54,000,000，其中約有22,000,000人口集中在前20個超過千萬人口的「鉅型城市」之中。而目前全球已有超過半數的人口居住於都市之中，這是歷史上的頭一遭，而且還以每星期約100萬人的速度往城市移居，這樣的情況在第三世界的城市中特別嚴重。預估到2030年，全球將有60%的人口居住於城市。可以想見，如此快速的都市化將對各城市的經濟、社會、治安、交通以及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威脅。
因此，城市在全球政經體系的角色，並沒有因為全球化、人才流動、以及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普及而弱化。相反的，由於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的生產、技術與能源消費中心的角色，讓城市成為氣候變遷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關鍵網絡節點，在全球地方化的過程中，城市將扮演更主導性的角色。
城市在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角色強化的趨勢，已逐漸成型。成立於1990年的歐洲「能源城市協會」，即是一個跨國性的地方政府組織，它的成員來自歐洲21個國家超過300個城鎮，該協會認為城市政府在邁向永續能源的經濟社會轉型上，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舉例來說，歐洲超過75%的能源消費集中於都會區，而僅僅倫敦一個城市所製造的溫室氣體甚至比希臘或愛爾蘭排放總量還多。因此，該協會鼓勵各城市會員，訂定符合在地的永續能源策略，來面對全球的環境變遷。另一個重要的國際組織，是由「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在1993年發起的「城市氣候保護計畫」（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me, CCP），目前全球共有超過675個城市加入，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約佔全球10%。「城市氣候保護計畫」積極地協助參與的城市會員，提出地方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行動策略。長期而言，該組織要求參與的城市必須完成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建立與推估、設定減量的目標、研擬與執行地方的行動方案、並提出監督與結果報告。事實上，「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已成為國際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年度締約國會議的重量級角色。
以城市為節點邁向國際 跳脫國家主體慣性思考
城市與氣候變遷的連結，對台灣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策略的思考，具有幾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它跳脫台灣在國際環境議題上，以國家主權為主體的慣性思考。雖然台灣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環境公約的協商與締定，但是這不應該成為台灣迴避國際環境責任的藉口。雖然美、澳等國的中央政府未簽署京都議定書，兩國許多的城市已自願性的加入「城市氣候保護計畫」，仍然依京都議定書的減量要求，擬定城市規模的行動方案。第二，它將氣候變遷的主流的「全球性思考」，與「地方性的行動」透過「城市」重新扣合，讓城市成為連結全球議題與地方行動的樞紐，在全球環境的脈絡下，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將被重新界定。第三，它將開啟城市環境外交的新網絡，台灣的城市可透過與其他城市的合作，連結成新的治理網絡，經由城市經驗的交流，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