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是中華民國的植樹節，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有屬於自己的植樹節，又因氣候條件的不同，幾乎每個月都有植樹節。地屬溫帶、亞熱帶的台灣，幾乎隨時都可以植樹。為什麼要種樹？若以植樹節的由來，為了紀念國父孫逸仙，因為他發現造林的重要性，說：「造林是民生建設重要項目」。這說明了長久以來台灣將林木視為有經濟效益、利用價值的原由，因此對林木關心的是材積、種什麼、種在哪裡、種多久才能高獲利。近來則隨著氣候變遷的挑戰、減碳議題的迫切性，植樹又被賦予減碳的工作。
然而，當一棵樹或眾棵樹，阻擋了開發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或者大型活動舉辦需要「空地」，可能因此遭到名為「移植」實則「無疾而終」的命運。
與樹為伴
2009年，在台北市的數個日子中，有一群人在徐州路邀請路人連署。連署拯救的對象是一排可能比當地居民居住歷史更悠久的路樹。為了這群樹，居民們甚至邀集民意代表舉辦公聽會。有人說，從大學時就認識這些樹了，後來繼續住在這裡，40年來晨昏相伴的，除了家人，就是這些樹。也有人說，大學時會和同學一起認識這些樹，並為它們取名字。曾有段時間這些樹得了褐根症，社區居民甚至不惜花大把鈔票請樹醫師來治療。現在因為建商覺得這些樹位置不對，便要移走它們，當地居民形容：「情而以堪」！
徐州路老樹引起社區居民的情感與認同感，它們不是建商眼中無用的樹，而是當地居民視為珍貴的「開啟記憶的鑰匙」。「當這些珍貴的鑰匙逐漸遺失，一個人便成了沒有歷史的人。」參與這項行動的綠黨發言人潘翰聲說。
在台灣，樹的意義與價值能不能被重新定義呢？
點選連結綠黨在google map的護樹地圖，一項項護樹的行動條列在左，對照右邊的地圖，愛樹護樹的民眾與社區有如星星點綴在地圖上。潘翰聲說對都市人，平時能接觸、最接近自然的，就是樹。都市人生活難以接觸到純粹的自然，行道樹和公園裡的樹更顯珍貴。因此，當這些象徵自然的樹遭到威脅時，也讓人們同感失落，發現生命的缺角。
例如中和四號公園的路樹，支持者都是每天到公園運動的民眾，有些人甚至為了這些樹搬來住，對樹有很深的感情。護樹是基於情感的共鳴。
改善結構性問題
「護樹是政治正確的，也是運動上的好策略」潘翰聲說。當指著一棵樹，要大家連署保護，民眾幾乎不會猶豫就簽名連署。但要提到開發問題(如松菸大巨蛋BOT)，就會連結到經濟發展，民眾態度就開始動搖，或因牽扯複雜的大結構而怯步。以松山菸廠抱樹行動為例，抱樹之後，激發了情感，人和樹之間產生連結，便願意付出行動。
不過，潘翰聲也說類似的案例太多，處理不完，因此應回歸制度面改革。
制度上的問題，首先是見樹不見林的態度──只注重個別一棵樹之利用價值。松山菸廠上千棵的樹，原本形成一片樹林，最後卻由建商欽點，哪些樹要移植，哪些樹可原地存活。這種行為並非基於樹林的生態系及其生物多樣性考量，這種作法違反自然，無法顧及與之相連繫民眾的健康狀況。
其次，將樹當成盆栽，因為是盆栽，因此這些樹被任意移植。先不論移植後的命運，但這種思維，認為世界是可以任意切割，忽略彼此間的聯繫與關連性，彼此的互動、與共感不存在，也就不會被關懷。
台北市客家文化公園樹移植，只為了搬來象徵客家的樹種（甚至不代表客家文化），為政者的心態認為只要避開老樹、特稀樹種，便可隨意移植原地林樹。在功利的前提下，綠地常當成空地而進行整地。附近有螢橋國中，意味著原有很多螢火蟲，而螢火蟲喜愛草叢，草叢一整理螢火蟲也走了。類似這樣本末倒置的作法，決定了樹的命運。
植樹固碳：另一種開發行為
都市之外的植樹，就像破壞環境，想有所補償。植樹是復原環境以及贖罪的過程。每次植樹節，官員植樹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徵。但人是否有那麼多能力控制自然？潘翰聲說土地公（大自然）比人還會植樹。以土地破壞來說，除非水泥化，否則一段時間不理，樹就會長回來。一開始是前驅植物，能緊緊抓住土地，相思木、樟樹緊接著找到機會跟著演替，這些演替過程，漸漸恢復自然樣貌。
認為人類可以駕馭自然是不對的觀念，而為了固碳而種樹利用土地賺錢，基本上是開發行為。植林政策提供的補助，即需證明是人種活的，才能領到補助。在此前提下，鼓勵民眾砍掉原地長得好好的林木，改種植容易種的，短期內有經濟效益的樹種，將林相逐漸單一化，破壞了自然生態，利用土地賺錢，又能領到補助。因此，綠黨推「限制採伐補償」，潘翰聲認為補助不砍伐比鼓勵造林更好，也更節省公帑。
減碳應正本清源，從日常的食衣住行做起。一切都應從源頭管理做起，提升能源的有效使用。如果不從源頭做起，不做垃圾減量，產生的大量垃圾，掩埋會污染地下水；蓋焚化爐則產生戴奧辛或燒完的飛灰四處飄散。
植樹固碳可說是一種披著保育外衣，用土地賺錢的開發行為。台灣在糧食仰賴進口的情況下，土地用來種樹，潘翰聲對此感到遲疑。「土地應恢復用作糧食生產」潘翰聲下了這個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