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一位反核運動領袖曾私下表示，要終結核四廠的興建有3種可能。第一，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第二，民進黨獲得國會多數，第三則是公民投票法獲得通過。12年之後，我們知道，這3種條件已經實現了2個，民進黨曾經執政過八年，而儘管有種種不合理的限制，2003年畢竟是通過一部公投法。但是為何反核人士至今仍無法成功地阻止核四的興建？20幾年來的反核運動是一部台灣晚近社會變遷的縮影，有太多複雜因素糾結其中；但是不可否認地，某些早期反核領導者的確曾經這樣設想：一旦我們攻佔了控制高地，就可以由上而下地實現運動的目標。事後證明，這種國家主義(statist)的策略是太素樸的構想。
表面看來，國家主義是迅速有效的策略。如果說，各種破壞生態環境、罔顧民眾憂慮的開發計劃是由政府強力背書與推動的，那麼一旦這部政治機制被翻轉過來了，那麼各種既得利益的抵擋就會被壓制下來，環境保護的願景就會落實。
事實上，國家主義忽略了下列若干因素。首先，在台灣的現實政治版圖中，環境運動者勢必要與民進黨進行聯盟，因為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在意識型態上向來堅持過時的開發主義，而且在經濟利益上也與財團、地方派系有「過從甚密」的關係。事後來看，環境運動與民進黨的聯盟往往是不對等的，這意味著，民進黨可以因為種種政治權變的理由而拋棄以往的環境承諾，但是環境運動者卻無能力來阻止。在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核四續建、蘇花高案的死裏復活、新十大建設的提出，都是明顯的例子。其次，就算執政者有足夠意志，他們所掌握的國家機器也是處於不斷衰弱中，政府的行動也越來越不可能違背優勢階級的利益。用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台塑集團已經不再是當初政府細心呵護與扶植的幼稚產業，而已經演化成一頭龐大的酷斯拉，其明顯違法的行為，又有那個官員敢直接裁罰？最後，在承平時期，尼克森所謂的「沈默的大多數」是漠不關心的一群人，但是他們隨時有可能被政治人物召喚出來，為某些可議的開發利益搖旗吶喊。光是只憑政府的力量，是無法改變這種潛藏的保守民意。舉例而言，十幾年下來，花蓮人的交通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光靠著喊興建中橫快速道路、拓寬台11線、蘇花高等口號，就可以不斷地讓某些政治人物當選，甚至可以繼承家族香火。
晚近以來，台灣的環境運動者已經意識到國家主義策略的貧困，開始採取更多元的路線。下列的兩項最近發展是具有代表性的。
(1) 專業化的環境監測
台灣的環境法規並沒有將居民被告知的權利制度化，因此，環境監測的問題往往在官商的共謀下被忽略。即使發生了明顯而重大危害的工安事件，爭議的焦點通常是關於賠償金的額度，而不是後續的追蹤。然而，許多污染對於環境與健康的威脅是慢性而不是立即可見的，如果可以將這些相關資訊充份揭露，官方也就被迫要處理污染者的不法惡行。這幾年來，我們陸續看到環境運動者主動結合公衛、環科等專業人士，共同監測地方上的污染，而不再只是依賴沒有太大多作用的縣市環保稽查人員。這些例子包括，後勁人士與高雄海科技大學教授們合作，組織鄉土環境監測團隊，對於中油高雄煉油廠週遭的空氣、土壤、地下水持續測量。他們的努力使得油廠被公告為污染場址，也強化了落實五輕遷廠承諾的訴求。地球公民協會對台塑仁武廠的污染投注了不少心力，在2010年3月，他們揭露令人震驚的情事：仁武廠長期污染滲漏的問題，附近的地下水二氯乙烷濃度超標30萬倍，而且早在八年前，廠方就知道這樣的訊息，卻特意隱瞞。
更仔細來看，環境運動者走向專業監測的途徑，有很多方式。台南社區大學成員由於長期觀察台鹼安順廠附近的水鳥，意外得知居民的血液中含有高濃度的戴奧辛。在他們鍥而不捨的追蹤下，發現已經停工的工廠廠址有嚴重的重金屬汞及戴奧辛汙染，因此，政府不得不在2006年提出一系列的整治與補償計劃。在晚近，台南社大更自力添購了檢測戴奧辛含量的儀器，並且指派人員接受專業的操作訓練。在2009年底，他們揭露高雄縣市交界大坪頂地區所發爆發的毒鴨事件，也迫使相關部門採取行動。
此外，也越來越多具有環境意識的專家學者，勇於用科學數據，來指認出既有的環境危害。台大公衛系詹長權教授，自從2008年起接受雲林縣政府的委託，研究台塑六輕所來的公衛風險。他的研究指出，在六輕空氣污染下風處鄉鎮有較高的高癌症發生率和死亡率，直接鄰近的台西與麥寮則是有機率高的心臟病與肺部疾病。
(2) 直接向企業施壓
在許多開發爭議中，環境影響評估是反對者所能施力的最後一道關卡。在1994年立法之後，沒有通過審查的開發案是不能動工，所以環評就成為了環保人士所謂的「文鬥」，可以與原先動員群眾的「武鬥」相互配合。然而，也許是因為環境運動的不斷施壓，政府一直想要為財團設法解除這塊阻礙投資的「絆腳石」。從共識決改為多數決、聽證會改為公聽會、限制記者採訪與發言次數等措施來看，都是企圖弱化這項制度的把關作用。
原先，環境運動者重視環評，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直接影響財團的投資決定，只能寄望國家權力來發揮杆槓作用；但是他們發現，政府不但不是公正的裁判者，反而是不斷地為財團護航。晚近以來的中科三期環評爭議即是如此，當最高行政法院撤銷其審查結論時，環保署長不但沒有積極維護這項制度的遊戲規則，反而向法官嗆聲，要他們後果自行負責。更離譜的是，還有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提案修法要保護「信賴原則」下的廠商利益。如果這樣光怪陸續的舉動不外乎是宣示：你只要敢考試作弊，就算事後人贓俱獲被逮到，成績仍一樣照算！
近來，環境運動已經逐漸揚棄「用政府監督財團」的老路子，而直接向財團施壓。企業經營者需要社會形象，依賴先進國家市場的廠商更被要求「企業社會責任」的任務，這都是運動者可以著手之處。舉例而言，自從2007年以降，關心高科業污染的環境人士就與國際相關組織合作，企圖將國內業者污染環境的情事公諸於世。當某些業者企圖以光鮮亮麗的「漂綠」(greenwashing)的公關活動，來向歐美消費者宣示自己的環境承諾，他們受到質疑人士的到場抗議。此外，高科業每年舉辦的企業徵才活動也開始受到干擾，「反中科熱血青年聯盟」的學生在校園開闢另一道反污染的戰線。
資金是推動企業投資的最重要源頭，如果能累積足夠的社會壓力，就可以引導資金流向對於環境友善的經濟活動，而不是持續深化既有的破壞。這幾年來，我們已經看到，環境運動開始向金融業施壓，「提醒」負責聯貸的銀行團，某些投資案是具有環境風險。在晚近國光石化的爭議案中，反對者也注意到富邦金控是唯一非石化業的投資者，佔有5%的股份。由於先前的北銀與富邦合併案，台北市政府在富邦金控中也佔有兩席董事。基於這個理由，環保人士也向市政府施壓，拒絕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去投資破壞台灣環境的產業。
總結來說，專業化的環境監測是針對已經存在的污染源，而直接向企業施壓則是著眼於未來的投資案。這兩種新路線的登場，意味著環境運動者不再只是依賴國家權力，而是直接面對更廣大的社會公眾。無論其結果為何，非國家主義的運動策略之浮現，以及其後續的擴散，都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 本文原刊於《台灣思想坦克》，2010年12月。原題為〈告別國家主義：環境運動的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