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選在年初落幕，社會從高度政治動員的激情中冷卻下來。若說這次大選中對台灣有何正面的意義，就是兩個政黨都以「10年」作為時間尺度，欲以較宏觀的觀點來提出台灣的願景。但兩黨是否真切關切台灣的永續發展，還是只是想謀取自己政黨的永續執政，全民可以未來這幾個月間，檢視其在行政與立法部門的作為上，是否有回應將於今年6月下旬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第3次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的關鍵議題。
從「我們共同的未來」到「值得選擇的未來」
「永續發展」一詞，出自1987年的《我們共同的未來》，該報告亦為1992年首次的地球高峰會立下基礎，促成《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及《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簽署。而25年之後，鑑於各項環境危機加劇，聯合國於2010年籌組了全球永續發展高階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由芬蘭總統哈洛寧（Tarja Halonen）以及南非總統祖瑪（Jacob Zuma）擔任主席，邀集包括挪威前總理布特蘭（Brundtland）在內的20位來自各國的部長級代表，花費近一年半的時間，於1月底提出了《韌性的人類與地球：值得選擇的未來》（Resilient People, Resilient Planet: A Future Worth Choosing），此份針對全球永續發展的當前挑戰以及未來政策建議的分析報告。
該報告中，首先回顧了自1992年以來這20年間，全球永續發展上的重要趨勢：
- 雖然過往20年內，全球經濟成長了75%，但貧富差距未見改善；
- 目前每年森林淨流失面積仍達5200萬公頃；
- 2/3以上的生態系服務功能，均在退化當中；
- 85%的魚類，已被列為處於過度捕撈的危機；
- 全球仍有20%的民眾無法使用電力；
- 仍有8.8億人無法取得乾淨的飲用水，而更有高達26億人缺乏基本衛生設施；
- 全球溫室氣體年排放量，較1990年增加了38%。
面對上述趨勢，該小組分就「使民眾具有進行永續選擇的權利與能力」、「建構永續經濟」、「強化制度治理」三大面向，提出56點政策建議。
在民眾賦權方面，其政策建議多屬耳熟能詳的內容，如指出政府具有履行聯合國人權宣言以及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職責，亦強調消弭性別不平等對永續發展的貢獻。在勞工權利方面，除了重申反對各項就業歧視外，其明確建議政府應思考如何運用調整預算配置，以創造綠領就業（green job）機會。在農業方面，此報告中倡議發展真正可持續的綠色革命（ever-green revolution），取代仰賴化肥為主的第一代綠色革命。方能達到農業產量增加，但能兼顧水資源耗用量的削減、防止生物多樣性的流失以及表土肥力的損耗。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小組已意識到近期國際資本流竄所導致的圈地掠奪（Land Grabbing），故亦將「政府應該建立土地與水資源投資的全球永續準則，並推動負責任的農業投資（responsibl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AI）」此原則，納入政策建議。
永續經濟所需的制度變革
在全球憂心經濟危機再臨之時，高階小組則認為對於現行經濟治理體系的質問，正是可促進全球邁向永續經濟的契機，故其再次強調當前多數的產品與服務中，卻未能充分反應其全體的環境與社會成本，而反映環境外部性則可創造真正綠色增長與綠色就業。基於此原則，小組建議各國應於2020年前建制將自然資源以及環境外部性納入考量的價格工具，必應同時淘汰化石燃料以及其他的環境有害補貼。
促使資本的重新配置，是建構永續經濟體的關鍵的政策挑戰，因此小組建議各國政府應強制性要求資本額高於一億美金以上的企業提供永續報告書，且針對私有與主權基金上，研擬永續發展準則，檢視其投資組合。小組成員們更於報告中以挪威的主權基金為例，說明將永續發展列為投資目標選擇的具體操作模式。
促進永續經濟的過程中，得先去除「GDP成長主義」的魅惑。因此高階小組強調GDP所能代表的物質性的繁榮，無法真實反正整體社會福祉。且鑑於近幾年來各組織均著手進行「超越GDP」的指標系統規劃，其倡議全球應致力於2014年時，發展一具有共識性的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方能衡量真實的社會進步程度。
強化制度治理上，除了著墨於各國面對永續發展均會遇到的跨部會橫向整合以及中央與地方縱向協調的典型問題，此報告中更強調政府資訊權、民眾參與的健全，是永續發展的根基。而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均應將永續發展納入其策略研擬、法令，以及更重要的預算分配之中。
推動永續發展，科研界的角色亦不可或缺。近期諸多科學社群均試著量化出「地球承載能力的極限」（planetary boundaries）以及「環境臨界點」等，但其研究成果，尚無法轉化成實際的政策。鑑於此缺失，此報告中提醒各國應該採取實際行動，建構政策制定與科學研究之間的銜接介面，以回應此急迫的問題。在此同時，其亦強調現行科學界在此類「成長的極限」的研究中， 尚未能納入公平性等社經因子，故亦是未來需努力的方向。
永續發展牽涉到全球性的治理，在聯合國的體系下，雖已有永續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但其效力不彰。因此本報告中，強調應提昇為永續發展理事會（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cil），作為聯合國大會的附屬機構，使其具有實質決策權。
綜觀此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雖因其成員多為前任或現任的部長級代表，故仍是抱持著以修復既有體系的觀點，提出改良措施。例如在矯正環境外部性的市場失靈上，其提出參考政策手段仍是碳交易，而未反思該制度今日已被指出的「污染者可獲暴利」、「價格浮動導致誘因不足」以及「實質減量效力有限」等問題。但若其56點政策建議均能履行，至少仍會對全球的永續發展有正面助益。然而此高階小組仍屬諮詢性質，因此決定其所描繪的「值得選擇的未來」是否能會擺入正式的全球政治議程之中，即需檢視在今年6月下旬於第三次地球高峰會中，各國與會代表能否嚴肅看待其建言。
BAU絕非我們希求的未來
在1月初時，本次高峰會的秘書處提出了名為《我們希求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的文稿，以作為6月份大會協商的基礎。文稿中分就此次高峰會中「綠色經濟」以及「永續發展的制度架構」的兩大主題，提出推動與落實的方式，但鮮有明確的時間點以及具體的履行計畫。以綠色經濟的段落為例，多數篇幅在描述綠色經濟的概念與精神，強調推動綠色經濟相關政策，不應製造新的貿易壁壘、擴大各國間的技術落差等，並提出應建立知識共享平台，強化各國在綠色經濟上的交流等。在「永續發展的制度架構」上，唯一明確的建議則是提案成立永續發展理事會。
此外，此協商文稿中，亦分別針對糧食安全、森林與生物多樣性、永續消費與生產等個別議題提出建議，但內容多不脫歸納現行聯合國體系下在該議題的進展。但令人慶幸的是，至少協商文稿中還保留有批評GDP作為衡量人類福祉的侷限，並提出將於2015前提出新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延伸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並體現「21世紀議程」的原則。
綠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會、第三世界網絡等國際組織紛紛就此文稿提出批評，對其缺乏具體的政策目標以及明確的財務支持承諾感到失望。例如上述團體均指出現行草稿中呼籲各國於峰會期間提出自願性承諾（voluntary commitments）的方式，將不足以面對當前的危機。第三世界網絡更對文稿中論述貿易與永續發展關聯性之時，仍是建議以停滯中且負面問題叢生的杜哈回合談判（Doha）為協商平台，感到萬分訝異。
雖然主辦單位已表示已有30幾國的首長將會出席此峰會，但因會期僅有3天，不似其他國際環境公約的締約國會議，通常具有持續兩週的會期，還有時間進行實質協商，因此事前的協商文稿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歐盟氣候長Connie Hedegaard期待此次峰會可促成全球調整經濟成長範型，揚棄現行無視環境品質與自然資源耗用代價的生產形式。但從前述的分析看來，實難期待此次峰會能有正面與積極的產出，而此舉亦將使全球落入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 BAU）的惡性循環，陷於剝削環境資源的褐地經濟體（Brown Economy）的泥淖。(未完待續)
※ 原刊於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