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兩年多的籌備，近6個月的密集協商，10年一度的地球高峰會於日前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落幕。然而無論這場有將近90國的首長以及4萬人參與的高峰會，是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稱的「在里約高峰會是成功的」，或是如國際綠色和平執行長奈度（Kumi Naidoo）所形容的「史詩級的失敗」，但從大會的協商最終文本以及在峰會其中各國與各組織舉辦的週邊會議，均展現出台灣不該忽略的信息。
揚棄唯GDP成長的自由放任市場模式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前歐債問題導致的財政緊縮，雖導致各國在此次峰會中對於各項財務捐助的承諾，均十分保守，但上述問題，卻也逼使各界於此次峰會過程中，需面對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各項弊病。如由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發起，由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國前任元首以及公民團體代表共同簽署的《里約宣言：我們選擇的未來》中，既明指需重新檢視當前經濟體中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要拋棄GDP作為衡量社會福祉的依據。
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中負責綠色經濟倡議計畫的高階官員，也直指需要強化制度量能，不能放任市場力量對環境產生不良的影響。甚至連企業也均意識到需將傳統上未能被GDP或產值等衡量方法涵括在內的環境品質以及自然資本，納入其決策考量。因此在會場中，可以看到運動品牌PUMA的總裁直接呼籲各國政府應創造政策工具，讓產品售價可以反應真實的內部與外部成本。此外，近40個銀行與保險業亦簽署了「自然資本宣言」，承諾要揭露其商業行為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影響，進而將其納入其決策的考量。
雖然在大會決議文中，僅是保守的提出「我們認識到，為了改善決策的依據，需要有更加廣泛的社會進步程度的衡量指標，作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補充，為此，我們要求聯合國統計委員會與聯合國系統相 關實體和其他相關組織協商，以現有倡議為基礎，在該領域推出一個工作方案」，但實際上，聯合國發展總署、國際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計畫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甚至英國威爾斯王子都舉辦了與「超越GDP」的週邊會議，不僅提出的永續人類發展指數、兼容性富裕指數等新興指標，以及新興指標如何與企業 永續報告之間加以整合，以創造新的經濟模式。
反觀台灣，在此議題上，僅只於要求主計處仿造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依樣畫葫蘆式的填寫出台灣的數據，而非掌握到國際上在討論「超越GDP」時，從衡量指標、公共政策決策參考再到企業經營策略規劃上的系統性變革。
「平等」與「兼容」的綠色經濟
除了檢討既有經濟範型的錯誤，創造新的發展路徑亦是此次峰會的重點。而聯合國系統在2008年提出「綠色經濟」概念後，亦將此列為本次峰會的主題之一，以期全球能改以「創造一個可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並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體」作為發展目標。然在會談協商過程中，在此亦題上，仍落入氣候談判中常見的南北分歧。
南方國家一開始對綠色經濟的憂慮，是在於其字義中忽略了「公平」此字樣，而且更憂慮其綠色經濟將會變成北方富國強加於其身上的發展樣板。但在協商文本中，改以「綠色經濟政策」取代「綠色經濟」後，此一歧異已得消解。然在大會於綠色經濟相關文本最後一輪協商過程中，仍然出席G77等南方國家代表離席抗議的狀況。主要因素是在於其認為在落實機制上，北方富國不願意提出財務扶持以及技術移轉上的承諾。
另一方面，許多公民團體對綠色經濟此概念的另一層憂慮，則是自然資源公有財商品化的疑慮。如於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執行長史坦納（Achim Steiner）與人民峰會代表的會談過程中，許多公民團體代表均質疑當整個經濟系統仍是由資本主義主導時，綠色經濟只是會變成大企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例如生態服務價值的量化，在資本市場上，就猶如將其貼上售價，進而進入市場交易。因此若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控制，綠色經濟是不可能達成其消弭貧窮與維持環境品質的目標的。
因為前述的質疑，在大會決議文中有關於綠色經濟政策擬定原則的建議上，除強調應尊重各國的國情外，更補充了相當多關於綠色經濟應同時達到推動社會公平的要求，如「增進婦女、兒童、青年、殘疾人、小農和自給農、漁民以及中小型企業就業者的福祉，改善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計」等。而針對國際間的落差，除強調綠色經濟不可成為貿易壁壘外，亦將納入「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幫助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減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依賴性」等原則，著眼於國際間的互助合作。
若以高峰會進行過程以及最終決議文來檢視台灣關於綠色經濟的發展，則可顯見當前政府自豪的綠能產業的擴張，根本與國際上對於綠色經濟的期待，有極大落差。不論是在國內的相關政策上，毫無思考到其對縮短貧富差距有何貢獻，在各類技術發展上，也僅是複製傳統智慧財產保護的邏輯，強調台灣現有的技術優勢，而非思考這些技術該如何移轉至其他發展中國家，協助其邁向永續發展助益。儼然印證了立基於資本主義思維的綠色經濟，僅是企業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此類質疑。
多重參與的可能
在此次聯合國體系大會上，因為國際政治地位的因素，台灣仍失去正式參與管道。因此中央政府雖派出代表團參與，但僅能參與由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舉辦的以森林為主題的週邊會議。但是事實上，在過往兩年高峰會的籌辦過程中，台灣官方其實錯失了更多的實質參與管道。如在徵詢國家提案的過程中，台灣若能就各項議題，擬出國家提案，無論是藉由邦交國的協助，將其納入該國提案建議中，或是其他的方式進行平行發表，均是更有意義的參與。如哥倫比亞就因其國家提案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著重以及在會議中積極的倡議，被各國視為此次表現出色的國家。
另一種實質參與方式，則是藉由聯合國爭取自願承諾永續行動的機會，以及潘基文努力引進公私部門的資金承諾，協助推動「人人可享有的永續能源」的倡議計畫之契機，研擬適當提案，展現台灣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視。
此外，若是讓台灣成為永續發展的典範，作為各國的參考案例，甚至彙整台灣相關經驗，藉由跨國訓練課程達到政策學習的效果，均可彰顯台灣的具體貢獻。如在此次高峰會中，當談到超越GDP的衡量方式，各方就會提到不丹，特邀其參與各項相關週邊會議。而談到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時，則會以哥斯大黎加為正面案例，鼓勵各發展中國家，綠色經濟作為發展途徑是具有可行性的。而德國方面，除了其非核低碳路徑圖，被各國視為綠色典範外，其環境部與經濟合作部更聯手以該國環境稅改的經驗為基礎，規劃跨國訓練課程，推動各國於環境稅改制度的規劃。因此該國於其展館中，展出的並非只是其國內再生能源產業的蓬勃發展，更包括其如何協助越南推動綠色稅改的成果。
從「我們希求的未來」到「我們選擇的台灣」
世界毀滅的方式，並非是一聲轟然巨響，而是點滴的崩解。雖然此次里約地球高峰會名為「我們希求的未來」的決議文，並未能提供足夠的政策工具，修補人類紀的各項環境危機，但至少已經看到動量的凝聚，如國際貨幣基金到亞洲開發銀行都在倡議環境有害補貼的移除，從聯合國到世界銀行都高喊兼容性的綠色經濟發展，而全球頂尖科學家組織更已提出「永續科學」為主題的旗艦學研計畫。面對上述的趨勢跟發展，台灣更要自問自己是否儲備了足夠的轉型能量，以戒掉開發主義至上的癮頭，踏上永續發展的政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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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台灣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