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德國遺產開放日談起──文化遺產的多面性
種族歧視和屠殺悲劇的集中營、前朝統治者建造的監獄、二戰獨裁者留下的城市狂想巨大混凝土構造，是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嗎？此般本質敏感又易引起爭議的歷史遺產，吾人應如何看待、詮釋？如何將之融入當代生活？能不能在爭議過程中，讓文化遺產扮演著人與環境之觸媒，促進理解差異、衝突和矛盾，並將歷史遺跡和多元觀點傳遞至未來？
2013年歐洲遺產開放日，共有50餘國參與，德國的主題訂為「善與美之外---令人不舒服的遺產」（台灣常簡稱為「負面遺產」），除了屠殺、監獄、醫療隔離、政爭類型之外，還包括了墓地、工廠、農舍、地鐵工作坑道、戰爭遺跡等常被刻意忽略、被認為不夠壯美、不夠悠久、頗不倫不類的遺產，邀請公眾一起以開放態度，近距離接觸，思考是什麼因素導致遺產造成了人們的不適感受？為何那些價值也值得吾人努力維護？
一、從2013德國遺產開放日，淺談『負面遺產』
講者：林秀叡（布蘭登堡工業大學世界遺產研究所）
首先由林秀叡開場，她很幽默地從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魯蛇遺產」談起，凡有關傷痛、欺騙、抑鬱、污染、恐懼、貧困、疾病、瀕臨死亡的空間經驗，林秀叡指出，都可能和負面遺產有關。「負面遺產並不是新『類型』或新『觀念』...而是能使人將心比心去理解受害者的遭遇和脈絡的一種『空間文化特質』...一直挑戰社會該如何面對傷痛、恐懼、死亡等黑暗面。」
往往，正面或負面，難以斷言。秀叡當天引用非洲諺語：「除非獅子有他們的史學家，否則所有的打獵故事都只會說獵人有多偉大」，有些文化遺產對於某些人是光榮印記，對於另一些人卻是「令人不舒服的遺產」，意義也是動態的，例如柏林圍牆（1961-1989）原本被西德視為是東德專制政權的負面印記，圍牆倒下後，逐漸被認同為象徵兩德人民追求自由和平的正面象徵，今天，柏林圍牆地景已是象徵當代德國面對過去分裂歷史的指標，可說是意義由負轉正的象徵。
正因歷史沒有單一版本，文化遺產的多樣性更為重要。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多樣性公約〉強調了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的重要。同年，在Faro通過的〈文化遺產社會價值公約〉更直指「接近遺產的權利就是基本人權」。身為國際最高位階的世界遺產，亦已指定多個背負全人類負面罪行而足堪警醒後代的負面遺產，例如昔日曾為非洲海岸最大的奴隸貿易中心—戈雷島、波蘭的前納粹奧斯維辛比可瑙集中營、澳洲監獄遺址（18-19世紀英國在澳洲設立了數千所監獄，其中11座殖民監獄已列為世界遺產）、南非曾作為監獄、軍事基地的羅本島（曾囚禁曼德拉）等。
再談到德國響應「歐洲遺產開放日」（訂於九月第二或第三週末，遺產免費開放，不只是文化遺產單位，會由各種單位共襄盛舉，例如捷運公司），2013年以「善與美之外，令人不舒服的遺產」為主題，除了讓社區民眾近距離參與，認識負面遺產—，作為各種承載死亡、悲傷、隔離、迫害的反省轉化基地，還包括了墓地、工廠、農舍、地鐵工作坑道等常在日常生活中遭到刻意忽略、被認為不夠壯美、不夠悠久的遺產。
在台灣，北中南百年刑務所暨周邊聚落的保存困境，反映著台灣獄政文化遺產遭受忽略、迫遷居民而抹去脈絡的過程，還有樂生療養院、文萌樓等案例，一再飽受不同因素的威脅。甚至，她追問，諸如閒置鐵路工業遺產群、沿海重工業汙染地景、過度開發之閑置住宅群…，算不算是社會該反省和面對的負面遺產？
學界曾以幾種內涵稍有差異的字詞來指涉負面遺產，包括「難以面對的遺產（Difficult Heritage）」、「傷痛地景（Traumascapes）」、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常見四類主題：屠殺、戰爭、監獄、隔離（Logan, W. & Reeves, K.,
2009）等等。總和以上，秀叡認為「負面遺產」是一個很難精準翻譯的詞彙，中文字面的簡化表達，可能造成誤解，或甚至引起質問：如果是負面資產，為什麼要保存？
她建議，也許可譯為「深省遺產」一詞，來強調深刻反省、詮釋、轉化為正向力量的意義，避免落入挑起傷痛和衝突的困境，並與廣義上讓人感到不愉快的遺產做出區隔。她很誠懇地邀請大家集思廣益。
最後總結，社會究竟應該如何處理負面遺產，她的建議是：多元認識＋適當保存＋深刻反省＋歷史調查＋大眾教育。
秀叡指出了以上的要素，應是循環不已，並期許大家不分背景，走進現場，檢視歷史中的「不悅部分」「保存反映不愉快意義的物件，以提供後代一個機會，繼續參與這個『建構在真實歷史基礎上的反省體悟過程』。」
二、詩意＝失憶！？
以柏林圍牆紀念園區談負面遺產於當代都市空間規劃之定位
講者：張弘琪（柏林工業大學環境規劃暨景觀建築研究所）
結合自身的實務經驗以及文化資產素養，弘琪的講演以柏林圍牆紀念園區之構築為例，探討地景型「負面遺產」之成形過程，在都市空間規劃脈絡中，這往往也是詩憶詮釋與反轉失憶相互間的政治交纏。
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以後，究竟要不要保存？怎麼保存？成了眾人爭辯不休的問題。在紀念園區的平面圖中，可見得今日的園區長達1.4公里，規劃了「圍牆與死亡帶」、「城市的破壞」、「圍牆的搭建」及「柏林圍牆邊的事件」四大主題，含括遊客中心、開放空間、悼念空間、紀念碑、展覽教育空間等等設施。透過不同的手法，再現歷史的軌跡，而不同年代的紋理層次以及圍牆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藉由保留部分圍牆、展示地下室遺跡與標示自挖逃亡地道軌跡等等方式，一目了然。圍牆不只是隔離兩德、代表冷戰歷史的鐵證，也是見證人們不畏強權追求和平的「負面遺產」。
然而，這1.4公里區域的保留，並非一蹴可幾，它其實整整是22年的過程！其中經政治協商以及鍥而不捨的研究，漸漸決定延長保留的範圍。弘琪細說從頭，原來，一開始這城市的人們多數沈浸在兩德統一的狂喜中，很多人甚至對保留圍牆的提案感到憤怒。然而，當「保留圍牆」成為一公共對話之後，儘管爭辯激烈，各方立場辯論，保留之價值也愈辯愈明。弘琪更回溯兩德協商統一時的相關政治協議，其實已經提到了此區段柏林圍牆將適當保留，而這關鍵文件，也為此區段柏林圍牆保留，敲下了確認的一役。
再來，還有許多規劃設計的議題。如怎麼選擇保存的地點？如何保留？都要有歷史和當代城市空間紋理的對話來細細琢磨。在此我們發現歴史場域的保存，大都需要涉及跨領域專業的配合：有些地點的歷史重要性，視覺上明顯可見，有些則深藏不露，挖掘了才能重見天日，甚至還得配合大量的口述歷史、訪談工作，挖掘深藏人心記憶的歷史資訊。
保留柏林圍牆，轉化再現這「沈重的場域」，果然不是一件簡單的工程。然而，今天的圍牆紀念公園已是市民喜愛的公共空間，也是遊客必到景點，圍牆沿線的綠帶，柏林市重要的綠色廊道。透過照片分享，我們看見了圍牆畔，有許多大人小孩都能逗留的地景，可以讓人面對歷史，思考或遊戲其間。
面對如此沈重的歷史，為何德國人可以選擇面對？類似經驗，弘琪引用了德國前總統Weizsäcker終戰40週年紀念日的一段致詞，值得吾人省思：
「重點不在克服（或跨越）過去，那是辦不到。過去是無法事後才修正或竄改。可是，誰不面對過去，在當代就會瞎了眼。」
三、不願面對的紀念碑：一個關於納粹遺跡的藝術計劃
講者：鄭安齊（柏林藝術大學Art in Context研究所）
安齊從藝術與社會關係的再思考談起，其實，也正是他目前所就讀參與的學術環境（Institute of Art in Context）。在這個重視整合藝術、文化教育進入社會的學科中，安齊和同學、老師們一起參與了2013年九月文資古蹟開放日的實驗性展覽活動，體現了該學程的理念。
他們的整體計劃回顧反省當年希特勒瘋狂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夢想著要把柏林建造為世界的首都，當年的納粹政府繪製了柏林大發展藍圖，計畫興建超大凱旋門、機場、各式文化政治建築，是故必須要建造超大「水泥承重體」測試地盤強度。戰爭摧毀了世界之都的夢想，卻留下了超大的水泥承重體在城郊，並且總共澆灌了12650噸的水泥！而水泥承重體並不是靜止的遺跡，其實自1941至今，已經下陷20公分，並且持續下陷中。歷史夢想的殘跡，成了當代人頭痛不已的巨大地景，拆不走也搬不去。
於是，在2012-2013年間，一群碩士學生透過研讀、行動參與，和地區的美山博物館合作，預計在2013年九月提出展演。安齊提出的計劃十分有趣，他回溯歷史，發現當年可能只有一個小鎮摩星根曾經對希特勒的大計劃提出抗議，這為人忽略的歷史啓發了他規劃一場「望向過去的歷史抗爭」，由此提醒當代人，興築偉大城市背後往往有不可計數的強迫勞動和迫遷，在「能夠抗議和不能夠抗議」之間，他在2013年向1945年以前的歷史抗議，暗示着類似的迫遷，其實一再而在地重現在多片刻、多城市。歷史並沒有過去。
安齊的同學也有各式有趣的計劃。例如有個同學在水泥承重體上繫上了繩子，他要讓每個人體會「徒勞無功的勞動」，或者，是歷史荒謬之難以撼動，持續影響當下。也有人提出了導覽計劃，讓人們有機會聽見大歷史格局隙縫裡的左鄰右舍故事。還有人以水泥承重體的下降速度，計算出終將隱沒於地表的年分，並標記於側，名之為「1942-13242」，將歷史的深度具象化於眼前。
即使水泥承重體是這樣一個多數人曾經想要遺忘、不願面對的紀念碑，它畢竟是如此巨大地存在於城市中、記憶中、居民的每日生活中。藝術讓我們看見了歷史中收拾殘局、安撫未來考古的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