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人文悲情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一種人文悲情

建立於 1986/07/31
作者:楊憲宏

美國杜邦公司為什麼一定要在鹿港設廠生產二氧化鈦?

在風傳的許多原因中,最可怕的是,因為當年主張開發彰濱工業區的少數官員,想藉此「反敗為勝」,把這個已經被判定為「錯誤開發」的工業區,打「決策垃圾箱」裏撿回,再重新供奉起來,以便為他們爭一口氣──他們是死不認錯的啊!


美國杜邦公司計劃到鹿港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工廠的事件,連日來,袒護和反對的雙方,形成了熾熱的言詞與行動的對抗。在對待杜邦投資設廠的問題上,決策者一開始就錯估、輕忽了事件的條件,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和損害。這個事件所暴露的,最嚴重的問題是:領導我們社會的經濟官員,他們的心中,竟而沒有一幅完整而貝有文化特性的明日社會發展的藍圖。他們的決策辦法是且戰且走,在應變上,毫無章法。因此,我們的決策品質與處理事件的氣質,一般地低俗,難獲人民的認同,更無法取得社會的尊敬。

為什麼引介杜邦公司到台灣?政府有關部門所持的一個明顯可見的、最大的理由是:杜邦是多年來最大的一宗外來投資——60億台幣。支持杜邦的人們認為,只要杜邦一來,極有助於吸引其他巨額的外來投資。

若干官員主張這個表面的理由時,為杜邦將造成的汙染問題,開出了兩張「支票」:

一、杜邦是很有誠意改善汙染,並且是有能力改善汙染的美國現代化的公司;二、政府將嚴格監管杜邦的汙染防治成效。

除了這兩張「支票」之外,擁護杜邦的人們,對社會大眾還進行「比較性說服」。他們是這樣說的:假如不讓杜邦來,將來別的二氧化鈦工廠來了,恐怕就無法如杜邦那樣優秀地控制汙染了。

在這些一廂情願的邏輯之下,支持杜邦設廠的決策者,滿以為自己所作所為,莫不理直氣壯。因此,當鹿港民眾群起反對;當不同立場的民間團體介入「杜邦」運動,這些長久住在台北冷氣房裡的官員沉不住氣了!

這些官員,為了他們的決策執行因反杜邦運動和輿論而觸礁,而心有不甘。但他們卻不知道
一種人文悲情檢討自己在杜邦問題上的決策過程,是充滿著種種不合理的缺失的。他們不曾檢討到,他們沒有及早估計那樣一個決策所可能引起的災禍性的結果,卻反而一再地教導民眾,說抗拒杜邦設廠是「情緒反應」、是「別有用心」者的陰謀……,來對抗民眾高漲的反公害浪潮,而最終不免在高揚的環境意識下,無法招架,高掛緩兵之計的「免戰牌」:說是杜邦公司設廠計劃還末通過,說是要等鹿港民眾同意,等做好環境影響評估之後再議。


杜邦有沒有誠意、或者有沒有能力改善它所造成的汙染,並不能作為牡邦絕不會汙染鹿港的保證。吳大猷先生刊在《民生報》上的一篇文章《人民的信心》說得好:組團去美國看杜邦處理汙染,根本是一件「怪事」。吳大猷的理由是,在三浬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去參觀三浬島核電廠,又能看出箇什麼名堂來?

至於政府說:要嚴格取締杜邦可能造成的公害,這樣的許諾,不免是「空頭支票」了。政府對杜邦汙染的管理和取締,能不能「嚴格」,我們只要看環保單位處理王永慶台塑企業汙染問題時,長年來簡直束手無策的這個事實,人們就知道,「嚴格」取締云云,怕只是自欺欺人之談了。

杜邦公司說他要做一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杜邦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評估報告呢?幾乎可以預見的,這「報告」大概只是反公害居民運動和杜邦之間新的衝突焦點罷了。這項杜邦設立二氧化鈦工廠的環境影響評估,一定有負面影響出現,但杜邦知道,這並不影響他在鹿港的設廠計劃。杜邦只要說,他們將儘量「改善」那些負面影響就成了。

政府有關部門在杜邦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想法和做法的背面,意外地叫人們很快地感覺到:我們這些決策者的見解,竟是那樣令人難以置信的簡單,簡單到以為講了這些話之後,就可以說服我們的社會與民眾。

整個杜邦-鹿港爭議事件,其實一開始便走錯了路。但主管官員顯然至今仍執迷不悟,他們顯然地把「杜邦到台灣」與「杜邦到鹿港」當成同一件事來處理,這恐怕是很大的錯誤了。

對於杜邦是否可以來台灣的事,要考慮的問題就比較單純了。只要在環保與經濟成長之間,找出一個互相滿足的定點就行了。在這問題上比較重要的條件裏的一項是:台灣有沒有可以容納杜邦的適當地點?

至於杜邦到鹿港的問題,我們首先就會碰到一個「文化重鎮」鹿港可能因杜邦涉入,而全面瓦解的隱憂。鹿港是此間文化的代表城鎮。國外的文化團體到台灣,政府當局為他們安排的行程,幾乎沒有不到鹿港的。文化、農業、海產養殖的百年老城,如今要進駐一個汙染性工業,合適嗎?國家文化建設單位以及歷年來為鹿港文化保存奔走的人們,都沒有在這次鹿港與杜邦之間的爭議事件中,為鹿港文化說幾句話,這是十分令人痛心而惋惜的事。


只要杜邦進入鹿港,將來會有更多汙染工業進入鹿港,鹿港的文化又怎能在這些汙染的威脅下,生存下去呢?

鹿港為一年一度文化節慶的重鎮。在談到台灣傳統文化時,多少官員曾經引鹿港為傲;但在杜邦事件中,他們卻完全忘了鹿港所代表的深厚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了。

杜邦如果竟而在鹿港設廠成功,將是多年來工業侵入農業的惡夢之重演。而這次杜邦設廠的為害,就不只是鹿港一地的農漁業罷了,更是鹿港幾百年來的文化芬芳,將因此逐年凋萎的痛惜。

「工業木馬屠城的故事」,這次所要殺滅的即是鹿港300年的傳統和文化。我們的決策者,竟不能憂慮及此;竟不能為保護文化多存善念;竟不能用更為人性、更為歸根返土的思考,為我們整個社會想一想。這是多麼教人感到悲哀的事。

數月來,整個杜邦爭議給我的最深的震撼,最大的懼怖是,我終於發現到,我們正不斷消失中的島嶼,在瀕臨文化失恨的土地上,我們的人性已經更行更遠。而主導這樣一個「失根文化」的大勢的,不是別人,恰恰竟是我們政府經濟發展的決策者。

原載1986年8月《人間》雜誌第10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