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信仰──綠色生活哲學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美麗新信仰──綠色生活哲學

建立於 1988/01/01
作者:楊憲宏

過去一年的台灣,保護環境的運動力從理念說服轉向行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汙染覺悟,終引發草根住民運動對國家經濟發展內涵的強烈質疑。一連串的環境緊急行動所拉張起來的「綠色生活哲學」,正以「潑墨」浸染的柔紉張力,擴散全島。不同純度與深度的環境主張,形成前所未有的綠色漸層台灣島。從都市到鄉村,從意見領袖到平凡住民,「只有一個台灣」成為理情共同的呼聲。


在這時期,我們的社會力、經濟力、政治力有了許多質與量的變化,其中的重點是,

一、民眾自力救濟的「肌理」與知識分子的「實踐哲學」,已有接力點。

二、政府的角色開始轉化,環保派與經濟派的權力槓桿,在找新的平衡點。

三、工業界開始保密進行「逃難計劃」,以汙染工業為朝陽工業的時代結束。

四、文化反省的「新生活哲學」,是社會精英分子的反公害新主張。

這一年,台灣以初生嬰兒的步伐,走入多元社會的起點。政治經濟上仍然有許多過去40多年的戒嚴文化性格的滲透。「過去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能」的既得利益者,猶在懷念「戒嚴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使得社會進入一個多元價值對抗的混亂時代。很明顯的,民主還在陣痛中。

在這樣的社會力調整過程中,環境保護被看成是弱者對抗體制的最新武器。一方面,台灣的公害問題是共認的事實;一方面,受害者與恐懼被害的「民怨」,是強有力的民主訴求。

住民自力救濟的起因,自不能單純的歸因於民眾的環保自覺。而是整個政治結構上出現問題逼迫,造成的一種「民反」。檢討三年來的自力救濟運動,可以發現他們共同經驗是,還未自力救濟之前,到處陳情無效,民意代表敷衍他們。從中央到地方的民意代表不能堅定的站在弱者一方,讓住民「覺悟」,只有自救一路可走。從環境的觀點看,台灣目前的代議制度,可以說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


在「後勁反五輕」的說明會台上,在新竹反李長榮化工的群眾會中,出現許多大學教授聲援住民的情景。這應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良心的表現,也是環境運動的必然過程。那些只能在都市玻璃巨廈內喝咖啡,談草根民主風暴的知識分子,是很難自圓其說的,畢竟,「兄弟,你站在哪一邊?」的挑戰是十分嚴厲的。

學者專家自動聲援自力救濟,的確加強了住民的正義意義。也同時向整個政治體系的民主合法性提出質疑。一個讓民眾飽受公害之苦的「公僕」政治運作,是應愧對民主的。

事實也是如此,這一年來環保局升格為環保署的「大戲」,表面上看是「大有為」政府想振作環保工作。骨子裡卻是政府內鬥權力的一次角力賽。原來的環保局人員為了升格之後能確保他們的權職地位,不惜自我小化、矮化今天的環保署組織。行政決策者則一心想貫徹「政務官要有民意基礎」為今後選人指標,一面摒除愈來愈麻煩的高層人士關說壓力,一方面又可做拉攏或宰制執政黨立法委員想「入閣」者的「胡蘿蔔與棍子」。動盪的立法院,使執政者更下定決心把出身立法委員的簡又新「請」到行政院,作為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的新的微妙關係的樣板。

任人管道「民意化」,這是目前政府的一大進步,可以減除目前社會反對者所批評,當權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利用「良好關係」出任官職的問題。但這樣的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也並非完全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而在環保局升格的過程中,組織法上將環保署的業務窄化到只對公害防治,不含自然保育,又是目前的政府內鬥權力下的妥協產物。這種不能將環境有關業務統合一元的問題,將使以後台灣環保前途更加坎坷。行政院在處理環保署的組織規模時,不會不清楚這個「跛腳」環保署,將來功能的有限性。但在「既得權力」單位,即目前還擁有與環保有關業務的內政部、農委會、經建會的「制衡」下,與一些經濟派的官員們擔心太強大的環保署將使經濟大受威脅,好不容易才得翻身機會的環保單位,仍然翻得名不符實。儘管政府高級官員近一年來,輪流發表「必要時放棄經濟成長保護環境」的談話,可是,單一個環保署的成立便有這麼多的牽掛,這些話說來恐怕也是口惠而實不至。

會發生這樣「口」高手低的狀況,自然是與政府長期的經濟掛帥,施政理念很難容納人文因素有關。經濟成長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可能已被化約到一些百分比的增減,而忘了經濟發展的原始目的。這幾年,甚至有一些官員口中說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合邏輯意義的話,如:「經濟發展重要,還是環境保護重要?」「過度重視環保,使經濟成長消退。」

事實上,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間,應該加入一個共同目的指標,而這個共同目的指標,必須是一個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要求,然後才能談到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間,是否存在任何相容或是不相容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共同目的的指標是「福祉」,那麼我們可以將經濟成長與福祉放在平面座標系上做分析。我們很快可以從曲線上看見,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陡升、緩升、平台、緩降、陡降。也就是說,經濟成長在初期,可以為民眾帶來大量的福祉,中期以後,福祉的增加不再如經濟成長那樣快,甚至停止,而走入另外一種情況,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是福祉的負成長。

福祉的負成長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把福祉的意義更具體的表示出來,我們可以用「健康」做量算標尺,結果經濟成長到了公害處處,造成人民的健康受到傷害,這時的人民福祉就是到了負成長的時代。這個觀念座標,自然有更多的內涵可供探討,但在此,它很明白的告訴我們的是,成長與福祉之間,並不是一直保持不變的數學X=Y正變關係的。而且可能會在成長到某一程度後出現數學X=-Y的負變關係的。

在過去的好長的一段時間,國內的許多一局級官員在觀念上並沒有「福祉與成長」的理念,使得環保——這個對人民的福祉具有增進意義的社會欲求,變成政府的負擔。

日本在1975年,國會修改「公害對策基本法」時,在第一條出現「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的生活哲學。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重大問題,我們是不是已到了該全面修正我們的生活哲學的時候?


如果答案是肯定,那麼像「王永慶與陳定南」的辯論,答案也就很明白了。王永慶應該尊重宜蘭人的決定,即使環保署將來的「六輕環境影響評估」是准台塑設廠,只要宜蘭人反對,六輕就不應到宜蘭去。因為宜蘭人選擇了他們所期望的「生活哲學」,是不要任何重汙染的工業。因為王永慶約台塑關係企業過去幾年在全省所做的環境保護,信用不佳,宜蘭人沒辦法相信他的「保證」。今天台塑企業的反汙染「誠意」,已經不值錢了,民眾今後對台塑企業的要求將是「誠實」,誠實的面對他們多年汙染台灣土地的事實,並誠實的做好反汙染工作。

台塑所面對的局面,也是今後台灣汙染工業共同的問題。味全等味精工廠的汙染,在未來五年之內一定要面對更嚴格的排放水標準,這些工業大都已有「逃亡」到海外的計劃。許多飽受汙染之苦的民眾,目前只想如何讓這些工業早日離開,很少去想有朝一日,這些工業真離開了,他們的工廠遺址,他們多年所汙染的河川、土地的復健責任,又將如何?是不是還要全國納稅人出錢來清理?而這樣不符社會公義原則的事,政府能為我們做什麼?台中大理鄉、新竹市水源里、高雄後勁、桃園大潭村、台北淡水河、基隆河,不可勝數的「受傷的土地」復健問題,是未來幾年內社會爆炸性的議題。

順這思路走來,迷濛中可見,台灣未來的環境保護將是更行更難的。我們是否已無能為力於挽救全局?在公元2000年之前,我們是有責向下一代交代的。這一年來,民眾所普遍萌生的「美麗新信仰──綠色生活哲學」(BRAVENE NEW BELIEF—GREEN LIVING PHILOSOPHY),提供了一線生機。而這一切都只是開始而已。

原載1988年1月《當代》雜誌第21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