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經濟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提升普遍的生活品質，或者，只是讓GDP和就業率看起來還不錯，甚或是讓少數人致富。儘管世界經濟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蓬勃盛況，但是全世界卻同時面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地球環境被嚴重破壞的窘境，近代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然出了問題。
一連兩週，綠經濟專欄介紹了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之外，較少被探討的合作經濟。本週福利國家理論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專家呂建德教授，將為大家揭開北歐福利政策的全貌。國家福利究竟是窮人的止痛藥，還是建構國家經濟的良方。
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系教授Peter J. Katzenstein的《世界市場中的小型國家》（Small States in the World Market》。作者對小國的定義是：「對世界經濟依存度高，內部資源、人口、與版圖比不上經濟大國，它們的國家經濟特性是必須暴露在國際市場上運作，脆弱性通常較高，因為開放市場受到全球景氣變動的影響非常大。」
2001年，這本著作出版15年之際，有一場國際研討會檢討該書的論點，也就是在經濟全球化之下，福利國家是否會崩解或是出現問題。大家其實看到，實施福利政策的北歐國家在解決全球化的壓力上表現得還不錯。
台灣的歷史與地理位置與北歐小國類似，是否我們可以從北歐小國的經驗，獲得啟發。
小國開放的本錢：合作與團結
小國的兩難是資源有限、消費力不足，因此必須對全球市場開放，廣泛收尋資源同時增加消費腹地。小國的人口與土地面積有限，缺乏原料，要生存就一定要靠大量的進口，而同時又因為國內市場胃納不足，需要抑賴出口。小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非常高，經濟及貿易市場必需對全球開放。這也是為什麼北歐小國是世界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催生者，在重要的國際貿易談判上，北歐小國通常都是最早的倡議者。
對外開放的同時，北歐國家實施高稅率與鼓勵就業的福利制度，這樣的模式雖不能稱作完美，但卻是很值得參考的例子。可能是維京海盜團隊合作的民族性，北歐小國的國家經濟型態強調彼此間的合作與團結，制度的設計也都以整體國家與各階層為考量，他們的福利政策動機是鼓勵就業創造經濟價值，而不是單純的發送補償型的福利津貼。
國家是福利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而不是外包、轉包者，這樣的設計是為了保障所提供的福利品質，不會因為外包業者的利益分配受到打折。表面上看起來，高稅率是為了提供更好的免費福利，譬如托嬰、醫療、保險、失業等，但其實與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相比，北歐國民透過稅賦獲得的福利照顧，並不比個人各自向民間購買這些服務來得高。
美國學者Gøsta Esping-Andersen曾做過研究，計算出在瑞典，一個家戶每個月在托兒、托老、醫療、與教育這4項的花費，佔總家戶支出的32%，與美國的30%相差無幾，這說明美國的家戶並沒有因為去跟市場購買，而不是透過稅賦將費用交由國家集中處理就會花費得比較少。
而且，雖然最後的福利支出佔比相近，但結果卻很不同。美國的福利服務有相當嚴重的階層化，只有富者能享受到較高品質的服務；而瑞典的階層化甚小，大家享受到的服務品質不會差太多。北歐各種服務的品質是平均的，而且不是平均的差，是平均的好。
安內攘外 福利政策穩定國內民生
前面提到，小國的宿命就是要對外開放，開放雖然是必須，但開放的同時得先了解市場開放可能受到的風險，並同時設計符合國家利益的應變策略。
福利政策是國家安定內部的先行機制，有了安內的穩定機制，才有條件對外開放。Ｋatzenstein說過一句話值得台灣思考：「政治上的自由放任，是大型工業國家才享受得起的奢侈行為。對於經濟上必須對外開放的小國而言，這是他們無法負擔得起的。」也就是說，抱歉，內部的政治對抗只有大國才玩得起，小國必須有非常強的國內共識，才可能談對外開放。
研究顯示，歐洲小國透過「集體協商」的組合主義、大規模的公部門、與比較優沃的失業給付與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體系，來吸收開放後所帶來的風險，Katzenstein將這些整體設計稱為「內部補償策略」。
因為對外開放而產生的失業勞工可以利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在最短時間之內由政府輔導快速返回就業市場。這就是一方面彈性開放，另一方面內部又能吸收風險的策略。
「民族組合主義」強調妥協，追求共識，例如195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提出「團結工資政策」（solidaristic wage policy）對高競爭力企業予以補償鼓勵，競爭力較差的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則會因此逐步被淘汰，透過這個進取與淘汰機制，國家整體競爭力得以維持在高端。
團結工資政策是以全國為單位，作為工資調整參考，以達到最合乎國家利益的整體平衡。表現超過標準的企業因為不需將工資調整到滿額，因而可以將本來要分配給勞工的盈餘，轉而投資在對企業有利的發展上面，例如調整自動化機械設備，提高工作環境品質等。
另一方面，受薪階級因為滿足於國家提供的整體福利與照顧，例如醫療、教育、托兒、托老等福利，因此安於接受不如預期高的薪資調幅。尤其因為這些福利大多非常便宜甚至免費，而且是普及性的，符合社會公平性與平衡性。反觀效率不足的企業，則會因為必須比照全國一致的工資調整，而更缺乏競爭力，終至退出市場。最後留在市場的是競爭力越來越強的企業，以及貢獻力較大的就業者。
「團結工資政策」配合「內部補償策略」再加上妥善完備的社會福利，北歐國家制度的設計以整個社會為考量，因此薪資差異不會過度的階級化，例如大學教授與學校工友的待遇差距大概只有1.5倍，不是一般想像的3、4倍之多。這一點從他們的吉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可以看出，例如冰島的0.24、芬蘭0.26、瑞典0.269、挪威0.24等。吉尼系數越低，表示貧富差距越小，反之則越大。北歐各國的財富不均度非常低，台灣大約在0.32，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盧安達、南非都超過0.5，英國在0.38，美國大約在0.41左右。
台灣得了「南歐病」
北歐的福利體系絕不是要養出懶惰的工作者，事實上是用另一種方式鼓勵，甚至強迫人民更努力工作，包括女性與中高齡可就業者。當然，這些隱形的強迫是被設計在制度當中，也就是透過很多配套措施，讓人民覺得工作比不工作好。簡單的說，北歐的福利體系不似南歐國家只一昧的發錢，而沒有其他配套措施，但很不幸的，台灣的福利體系卻好像罹患了「南歐病」。
北歐國家藉由發展這些優質且大家都能享受到的服務，去支持團結薪資政策。藉由福利補償，讓薪資維持在中度的發展。在19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中，北歐各國就是用團結薪資政策成功的走出石油危機，反之英國從此一蹶不振。在1973年與1978年的石油危機中，英國完全沒有能力招架通貨膨脹，當時北歐國家採行的策略是，在經濟危機與風險之下，大家一起來承擔風險，而非將風險集中在某些產業或個人身上，這些應變的基本前提就是上述的民族組合主義方式。
